伤寒温病原著是目前最好的中医教材

　　金氏对中医古典文献涉猎甚广，其中于仲景学说、易州张氏学说与温病学说研究尤深。对前人论着凡于理可通、其法可行者不问其派别、专长均掬为己有而发扬之。其学术特点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理法全面、方药无偏。他在终年手不释卷、勤求历代典籍密切联系临床中提出不少学术见解，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金氏认为中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着的学问，我们当代要比古人高明，决不能妄自菲薄，如现在编的《中医学基础》尽管还有不少缺点，但它从《内经》基础上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阐明。每个老中医都有一技之长、独特经验，不能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小看这些经验，应把自己的直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集涓滴之细流，可以汇成江河”。对古人的经验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有真正的心得体会，古人的书切忌死读，要引导学生懂得把书本知识到实践中去检验，看看是否真有道理，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二、辨证入手，首重辨病：

　　金氏说认为中医只会辨证、不会辨病实在是一种误解。中医是讲辨病的，有许多疾病中医与西医的认识基本一致，病名也相同，如感冒、中暑、痢疾、疟疾等;有的病名不同而内容是一致的，如西医的神经官能症中医称“百合病”、“脏躁”，西医的白塞氏综合征仲景早已称之谓“狐惑病”;有些病名为中医所特有，如痰饮、伤寒、温病、血痹、虚劳等，都有其病因、发病机理、发展规律、治疗原则。“××病脉证并治”就是说明要在识病的基础上来辨证施治。以为中医只讲辨证施治，只要辨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气滞、血瘀等证就可异病同治，是把中医看得太简单了。辨证只能解释疾病过程中出现某些证候的病理，而不能认识到某一个病的全部病理。“有是证用是药”是指在见证确切的情况下应放胆使用而说，并不是说治病可以毫无原则地“随证变法”。在临床上，暂时不能判明属于何病，只能辨证施治，这是特殊情况，不能认为异病同治，更不能因此认为可以不要辨病。但强调辨病，并不是说不要辨证，不能认为辨病既确，治法就可千篇一律。如果不通过辨证，辨病是无从入手的。只是辨证要有全局观点，不能仅着眼于当前的见症，要通常达变。另外，强调中医的病，决不能以辨中医的病为满足，而必须与辨西医的病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使中西医学真正从理论上做到融汇贯通而有所创新。

　　三、伤寒温病原著是目前最好的中医教材：

　　金氏强调学习《伤寒论》及温病学说的原著。认为《伤寒论》是对《素问·热论》的发展，是一部夹叙夹议、有方有论的好教材。《伤寒论》对于疾病的认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伤寒论》的112方大多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可用于各种热病，也常广泛用于杂病。学习《伤寒论》首先要依次序从白文(即原文)上领会辨证论治精神，要先从有字处着眼，读得精、读得细，一句一字不能放过，到一定程度，可由约到博，看历代注解，与从无字处着眼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再由博返约，用各种方法去整理。温病方号称时方，为常用而有效之法。《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都要学习原著为主。金氏认为这些原著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中医最好教材，能为学者提供较完整的学术经验。

　　四、《金匮要略》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典范：

　　金氏认为《金匮要略》中的中风、疟疾、血痹、虚劳、肺痿、肺痈、胸痹、寒疝、积聚、痰饮、消渴、水气、肠痈、蛔虫等都是病名。既称为病，就有一定的发病原因，有其发展过程与传变规律，有其一定治疗原则，有专方甚至还有专药。全书各篇，先讲辨病，后讲辨证，“××病脉证并治”就是要在识病基础上辨证施治。如咳嗽一症，不仅要辨虚实寒热，而且将其分列于《肺痿》、《肺痈》与《痰饮》病篇之中。《金匮要略》从理论到方药对常见病症的鉴别诊断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重视鉴别诊断其目的一是辨病，如风病与痹病作鉴别、女劳疸与水气病作鉴别等;二是辨证，不但要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还要辨标本、辨主次、辨进退、测预后。

　　五、刘河间成就卓越，但其学说带有局限性：

　　金氏认为河间学说是进步的学说，河间着重五运六气，但他所论的运气与一般所讲的运气学说内容有所不同，河间只承认有小运，有主气，论及为病，但举五脏六腑之应六气，与统岁加临全不相干。河间所讲亢害承制，与《内经》的更胜而相平不同，是指六气病变在亢盛到一定程度时所出现的一种假象，其本质还是一种亢害。金氏认为河间主火论是有实践作为根据的，河间用药则并不专主寒凉，治疗上主养肾水而胜退心火，河间认为人身中有太乙天真主气，非阴非阳，著名的河间地黄饮子，补肾精以交水火，用意就是如此。金氏认为河间在热病提倡表里双解、养阴退阳等治法是一个很大转折点，为开温病治法的先河，其学术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创造革新。因而金氏强调重视继承河间的理法方药加以整理提高。但金氏也指出他受时代局限，只能用“比物立象”方法说明病机，难免牵强附会，立论只能明其一义，少及其他，矫枉而又过其正。

　　六、推崇并借鉴易水学派：

　　金氏对张元素(洁古)、李杲(东垣)之学十分推崇，借鉴甚多。对易水学派(包括张元素、张璧、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极为赞尝。认为张洁古继承六经分证，又倡古今异治，不拘古法，自制新方，确得仲景、钱乙二人之传。张氏常于继承中求创造，加减古方而化裁，如小续命汤分六经加减、大青龙汤改用九味羌活汤等，皆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对易水学派以养胃气为本金氏尤为推荐，认为张氏枳术丸从金匮枳术汤颠倒枳术用量改汤为丸而成，李杲制补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方又是从此方及清震汤等方脱胎而出，说东垣是阐明其师引而不发之理，发展为脾胃内伤学说。金氏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益气聪明汤、参苓白术散于慢性杂病，均以东垣升阳、补气、清火合用治脾胃不足之证为本。金氏对易水学派处方用药重气味说、苦欲补泻说、归经说、时令说、重升降浮沉说等分析甚细，认为其法多有可取之处，但不可拘泥。还认为张氏提出的初治之道法当猛峻、中治之道当宽猛相济、末治之道法当宽缓完全合理。

　　七、精研叶氏学术，发挥温病学说：

　　金氏对叶天士学术研究最深，认为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发展。由《素问·热论》至《伤寒论》到《温热论》一个比一个进步。认为《温热论》的价值在于继承性、独创性、总结性和灵活性，不少地方发前人所未发。卫气营血作为辨证纲领对于温病的论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用卫气营血四个层次更能明邪之浅深、正之强弱，按卫气营血辨证进行治疗，多能制止疾病发展。金氏曾对《温热论》详加注释，在《温热论新编》和《温病论治》中对卫气营血辨证规律和具体证治执简驭繁，理法精详，对叶氏温病学说有了极好发挥。金氏还强调指出，全部《温热论》精神一方面是透解外邪，一方面是扶正存津，防止向重症转变。认为当时用这套方药疗效还是比较高的，较之仅用《伤寒论》方为高，至于今天有些重症热病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可以大大提高自可不必受卫气营血辨证限制。金氏认为叶氏当时的主要不足是忌柴葛和热病中少用温药。主张邪留三焦可用小柴胡汤加减。温病伤阳要见微知著早用阳药。金氏还对叶氏的阳化内风说、以上损中损下损为经阴伤阳伤为纬的理虚大法、讲究奇经八脉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等极表赞赏，也为之作了很多发挥。

　　得了病，理当治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而治体，却往往被忽视。我现在要强调一下治体，因为在临床上确有某些内伤杂病，辨病论治也好，辨证论治也好，就是治不好。

　　而一着眼于整体，从改善病人的体质入手，或温其阳，或补其阴，或益其气，或养其血;对其病的一方面，有咳嗽，可不用与治咳有关的药;有吐血，也不用一味理血之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却收到满意的效果。这就是治体。这个道理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也可以说是“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本”，原意就是指阴阳的失调。

　　强调治体，叶天士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范例，《临证指南医案》中不少案例有这个精神，摘录其两则如下:

　　金 肾虚气攻于背，肝虚热触于心，都是精血内夺，神魂不主依附，此重镇以理其怯，填补以实其下，血肉有情，皆充养身中形质，即治病法程矣(方略)。

　　某 阴阳二气不振…兹当春升夏令，里虚藏聚未固，升泄主令，必加烦倦。…是当以益气为主，通摄下焦兼之…非治病也，乃论体耳(方略)。

　　受叶氏启发，我在下面两种情况下，经常考虑治体不治病。

　　1、一种是“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之病，即所谓百合病。

　　其表现千奇百怪，并不完全象《金匮》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病人全身查不出什么病，即所谓身形如和;但又确属全身是病，病人诉述繁多，用药很难下手，有时用药下去，正象张石顽医案所描述的百合病那样，“每用一药，辄增一病”。

　　其实，这种病是阴阳俱不足，只可治其体，不能治其病，治其病是治不胜治的。

　　这种病不但不可攻，而且很难补，因为“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所谓“至剂”，大补药也是至剂，也不宜用，只可用甘平之药调理其阴阳。

　　所以《金匮》在百合病中提出“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的治疗原则。

　　我的经验：

　　见于阴者的具体用方属甘麦大枣所主;

　　见于阳者，则属百合地黄汤所主。

　　小麦、甘草、大枣、百合、地黄性味都属甘平，即《内经》所谓“甘药”，只是甘麦大枣略偏于温，百合地黄略偏于凉而已。

　　在临床上这两方还可以合用。曾治一妇女，年五十余，患思想不能集中，凡事随过即忘，夜多恶梦，耳鸣不已，嗅觉丧失，视不辨形，食不知味，而有关神经科各种检查都正常。病历年所，中西诸药不应，脉象弦细，舌色偏红，血压正常。

　　初用甘草大枣加滋阴养血之药，七剂后头面诸窍偶有清明之时。其后改用益气、疏肝之法，不应。遂用百合、生地、代赭石、益元散，怀小麦，炙甘草、阿胶、川连、白芍、鸡子黄等药，这张处方不但把百合地黄汤与甘麦大枣汤合并使用，而且把百合滑石代赭石汤、百合鸡子汤也用上，还参人黄连阿胶汤。服后开始见效，诸症减轻。

　　以后续用原方加减，先睡眠得安，感觉改善，精神较能集中，到能写信，能出外活动，能回忆往事。但一度从感觉迟钝转为兴奋，语言滔滔不绝，以至声音嘶哑，坚守凉法不变。调治数月，诸症全部消失，停药而愈。

　　2、另一种情况是久病病疾，百孔千疮，用药难以面面顾到。

　　叶天士所谓“缕治非宜”，只可治其体，正足而邪自去。曾在某医院会诊一肾病综合征病人，全身浮肿，用西药后浮肿已稍减退，但极度疲乏，纳食不馨，小便清长，大便自利，日二行，时有畏寒，脉沉细弦，舌色面色俱淡白无华，24小时尿蛋白为7.26克。论其当前症状，并不十分严重，但脾虚体质很突出。

　　该院会诊目的是为了解决蛋白尿的问题，而用中药降低尿蛋白，书上无此记载，我也没有这个经验，乃治其体，不治其病，患者饮食减少，大便自利，全身浮肿，脾虚可证。脾虚则既不能散精，又不能敛精，水谷精微不能敷布全身，随小便而去，故全身疲乏无力尿多蛋白，所谓脾虚不能敛精是也。

　　遂试用健脾益气升阳之法，以参苓白术散为基础，加入黄芪、升麻、柴胡、葛根，处方用意是健脾以充化源，升阳以助散精为主，使谷气不致下流，精能散则自能敛。服后果得满意效果，浮肿日渐消退，尿蛋白日渐下降，两月后痊愈出院时，24小时尿蛋白降至0.84克。出院后几经复查，尿蛋白保持在正常范围。

　　治体，是治整体，但并不是对局部的疾病可一点不加以注意。实际是虽云治体，而治病亦在其中。

　　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要以治体为主。例如有些慢性病患者，尽管久病身体必虚，假如新得了感冒，当然只要治其新感，只须以治病为主了。

　　《内经》一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但它还受到兵家思想的影响。

　　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这里，举“草”而说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无穷的。当时军事学上也有这种思想，例如《孙子兵法》也以“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说明用兵之法，应当象自然界那样变化无穷。虽然一个讲食物(包括药物)，一个讲打仗，指导思想却基本相同。可见中医认为“用药如用兵”，渊源是很早的。

　　《内经》论述治病的原则，如《灵枢·逆顺篇》说:“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这句话直接引用兵法，渗透着当时军事学上“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思想。

　　治病，有攻补两大法，攻法是针对病邪，病邪就是敌人，当然要玫。问题是在“攻”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然后可立于不败之地。病邪还在萌芽状态就消灭它，轻而易举，当然最理想。所以有病应该早治，所谓“善治者治皮毛”。失去这个机会邪势已经盛大，就不能硬拼。硬拼只会伤正气，达不到祛邪的目的。必须等待时机，等到正气已经具备充足的抗邪能力，始可攻之。

　　例如热性病在里结阳明时期，胃家已实，意味着正气抗邪已达高潮，攻邪时机成熟，然后因势利导，可以一下而愈。所谓“伤寒下不厌迟”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所谓“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并不是无所作为，而只是说这时不能直接攻邪，应该用其它方法，例如热性病邪在气分流连，用益胃之法，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邪留三焦，用分清走泄之法，开战汗之门户。凡此，都为调动正气力量，用以扶正达邪，有利于病机。攻法与补法(广义的补法，指一切扶正措施)，是相辅相成的，在多数情况下，或相兼并用，或先后分别使用，对热性病如此，杂病更是这样。

　　虚人感邪，不宜峻攻(包括汗、下等法)，似乎理所当然。但在《伤寒论》少阴病篇中有一条条文，却颇耐人寻味。条文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此条属太少两感之证，正虚邪盛，而仲景用药，不但用麻黄，还用细辛，可以说发汗之力，倍于麻黄汤。为什么用峻药?一句话，无粮之师，利于速战。但他并不冒险，因为有附子一药扶正。

　　下面又紧接着一条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用药与上条仅一味之差，出入都很大，就是因为前者是“始得之”，后走是“得之二三日”，病邪比较深入，就不能用峻药，只可微发汗。

　　所以周扬俊说:“少阴证见，当用附子，太阳热见，可用麻黄。已为定法。但易细辛以甘草，其义安在?只因得之二三日，津液渐耗，比始得者不同。故去细辛之辛散，益以甘草之甘和，相机施治，分毫不爽耳。”本条还注意到即使微发汗还须考虑有无里证。所谓里证，是指吐利、四肢厥逆等证。若有这些证候，虽发热麻黄附子甘草汤也不可用。

　　可见医生用药，大胆的时候须大胆，小心的时候须小心。

　　《内经》《伤寒论》、温病学说等古典著作，在治病方面，就是包含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所以病邪初袭，可汗则汗，如早用寒凉，看似直接清热消炎，实则药过病所，每多淹延时日气热烁津，过早用滋阴，看似扶正，实则反致滋腻留邪。打仗不能失掉战机，治病不能失掉病机。当汗而不汗，谓之失汗;不当汗而汗，谓之妄汗;当下而不下，谓之失下;不当下而下，谓之妄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用药真如用兵一样。

　　当然，医家与兵家，毕竟是有区别的。一个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一个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用药如用兵，用作比喻则可，完全看作是一回事，就不很恰当了。

　　有些疾病，明明由外邪引起，转入慢性之后，人身的阴阳失调，上升到主要矛盾，祛邪就属无益。所以对慢性肝炎的治疗，应该辨证论治，不能仅仅着眼于清利湿热，甚至寻求降低转氨酶的中药。事实上，即使转氨酶降低了，慢性肝炎仍旧没有好，转氨酶又会反跳，这是屡见不鲜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也不能寄希望于有效的止咳化痰药。咳当然要止;痰当然要化，但这仅仅是治标，因为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只有从久病及肾来考虑，才是治本之计。

　　这些病应该“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完全不能用打仗来作比喻了。

　　所谓泻心法是指以苦泄为主，用泻心汤等对心下痞一证进行辨证施治的方法。

　　从《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述有关此法的诸方看，除大黄黄连泻心汤纯属泄热除痞以治热痞者外，余皆为寒热并用、补泻兼施之剂，以适应虚实互见、寒热错杂之痞证。金老认为附子泻心汤为治热痞而兼表阳虚，方用三黄泄热除痞，附子温经扶阳，为寒热并用，邪正兼顾之剂。半夏泻心汤用半夏干姜和胃散结、黄芩黄连和胃泄痞，人参甘草大枣健胃益气。生姜泻心汤治痞证兼有水气，是半夏泻心汤加生姜，加强了和胃泄水降逆之功。甘草泻心汤宋本原文没有人参，可能是脱简，《外台》载此方，就有人参三两，是痞证兼虚，病由一误再误，胃气大虚，故治以和中泄痞。金老还认为，诸如黄连汤为中焦升降失司、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而设，虽非痞证而其病机类似于痞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为胃热肠寒、胃肠机能衰弱而设，亦属胃肠寒热错杂之证。这些虽与半夏泻心、生姜泻心、甘草泻心一样均由苦泄配以辛开、补虚，有扶助中气增强脾胃机能、泄除邪气调畅气机之功，但具体应用又当细别。金老认为临床如能斟酌正邪形势等诸因素而灵活加减变化，因势利导，就能得心应手，获效迅捷。

　　金老于临床不仅能全面继承《伤寒论》中泻心法辨证施治内容，兼收并蓄历代对泻心法应用之经验，而且还十分推崇叶天士解脾阳之困而健脾。确有些中阳虚衰，水饮停滞的患者，虽久用补阳温运，而效亦不显。攻逐痰饮后，再健脾培土，则很快奏效。脾为后天之本，气机升降之枢，脾健则精微得化，水津得布，病体易于康复。叶氏“里结于胃”、“里结于肠”之分，以及根据舌象变化或用开泄、或用苦泄、或用通下之论。金老认为叶氏于《临证指南医案》中所用泻心诸案是对《伤寒》、《金匮》的具体运用与发展，在《温热论》中“必验之于舌”等论述都是经验之谈，我们应当结合全身脉证，四诊合参，全面分析，效仲景、叶氏之法而不泥于《伤寒论》、《临证指南》之方，随时于补虚、开泄、苦泄、通下等法中或全面兼顾、或择有重点地制定适当处方，以适应复杂之病情。如旋覆代赭汤以其有补虚、开泄、镇逆等功，常可与泻心汤合用;白术散、正气散等以其或健脾或畅中等效亦可据证参伍，或疏肝、或利水、或温阳、或养血皆可依病机而增入因此金老应用泻心法就比前人更灵活更广泛;往往施以数剂即见病症顿失。

　　医案举例

　　例一：范某，男，28岁

　　十几年前腹泻引起恶心、腹胀、饭后即欲便，日二三行，曾用健脾益气和胃之品罔效。刻下食即腹泻，大便总不成形，乏力，口渴喜热饮，舌边暗、苔腻，脉弦。脾虚夹湿化热，治拟清湿热鼓舞脾气。

　　黄连3克，黄芩10克，姜半蕙10克，太子参15克，炙甘草3克，炮姜炭4.5克，白术10克,云苓12克，葛根15克，广木香6克，藿香10克，陈皮6克。

　　金老还注意到一些证属肾阳虚衰，痰湿停滞的患者，虽进温肾扶阳，但收效甚微，用控涎丹攻逐痰湿后，则阳衰易扶，更有不扶而肾阳自振者。此多缘于阳气被痰湿困遏而不得伸，痰湿被逐，则阳气有通畅之机而自振。

　　按：此半夏泻心汤、理中汤、白术散组合成方，治脾虚湿阻、蘊热内遏、气机紊乱之怔,见效甚捷。本例七剂后即大便次数减少，日仅二次，苔腻渐化，仅有根薄腻，脉弦缓。金老仍以原方七剂，不更一味，诸证均霍然全消。

　　例二：向某，女，37岁

　　头晕、乏力、纳少，一个月来经常腹泻，脘痞欲按，思睡，口干不欲饮，脉细，舌偏红、苔薄腻微黄，唇红口臭。中焦郁热，脾胃运化失司，治拟辛开苦泄佐以升运。

　　川连3克，半夏9克，千姜8克，黄芩6克，炙甘草6克，党参9克，升麻6克，云茯苓9克，陈皮6宽，甘松9克。

　　按此为久病而见脘痞腹胀，乃邪热内陷，正气不支，寒热错杂，脾胃升降失司，金老以半夏泻心汤加升阳、理气之品使郁热清、脾虚复，下陷之气得升,郁滞之气得舒，故虛实夹杂之痞迅速消散,进服七剂脘痞腹泻即显著好转，续原方加党参至12克，加谷麦芽各9克，又服七剂后即愈。

　　例三：陶某，女，26岁

　　常发口腔溃疡和阴部小疖，目前口唇糜，带多，频暧气，有气上冲之感，口臭颇重，胃纳不佳，但大便尚可，脉弦细带滑，舌正、苔薄，用甘草泻心汤治法

　　生熟甘草各3克，小川连3克，莲子芯1克，生姜一片，半夏12克,黄芩12克,太子参12克，连翘10克,代赭石18克,旋覆花(包)10克，地榆12克，茯苓12克。

　　按：口腔溃疡常有脾胃虚弱而兼郁热，金老每以甘草泻心汤加减治之。如郁火较甚，往往又加细幸、黄柏，以散郁清火。本例则兼有逆上之气机紊乱，故参以旋复代赭汤镇逆快胃，因方药切合病机，故仅七剂即溃疡消退，嗳气大减，乃于方中复加椿皮12克、粉萆薢10克。续服七剂后，则嗳气诸证亦旋即消除。

　　例四：陆某，女，60岁。

　　胃脘隐痛三月，时有作酸，间见发热、口臭。麦氏点压痛明显，苔白腻、脉弦细。证属脾虚湿阻、寒热错杂、瘀热成痈，治以清热活血，佐以温通。

　　制川军6克，炒黄芩10克，川连2克，黑附块4.5克(先前)，丹皮6克，生薏仁15克，红藤30克，败酱草30克，枳实10克:，吴萸2克。

　　腹痛已瘥，仍有作酸，苔腻已化，脉弦细，治从原意。上方川连、吴萸改为3克，附块改为6克，制川军改为9克。七剂。

　　按：此合附子泻心汤、大黄牡丹皮汤、左金丸、附子薏苡败酱散成方，以适应脾胃蕴湿瘀热，气阻血滞，肝胃失和，肠痈慢发等复杂见证。由于金老灵活制方，服十四剂后，即腹痛全消，苔腻化净，寒热不再发作。

　　例五:王某，男，70岁。

　　胃腹胀痛，食入不舒，纳谷不馨，便艰，舌痛，夜寐梦扰。昔曾拍片，示胃下垂呈钩形。脉细，苔黄腻、边有齿印，治遵辛开苦泄。

　　黄连3克，黄芩10克，干姜5克，枳实10克,半夏10克，太子参12克，制川军9克，炙甘草4.5克，全瓜蒌12克(打)。七剂。

　　腹胀疼痛已减，脉弦细，苔黄腻，治从原法。原方黄芩改15克，加白芍9克。七剂。

　　按：此半夏泻心汤、小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合成之方，以治脾胃气机失调、积热内结、虚少实多之证。服十四剂后，腹部胀痛大减’大便畅通，觉饥思食，苔腻渐化，余证亦减。后加丹参、黄芪，减川军、黄连，得获著效。

　　体会

　　1.泻心法的应用范围

　　仲景将泻心法以其不同变方用午热病中出现的各种痞证，而且也应用于杂病中具有类似病机者，叶天士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见，抓住“热邪里结”的病机，更广泛地运用于四时温病、疟、利、虫积、惊悸等疾病中。金老常用泻心之法，明确泻心之法治疗重点在消化系统。金老说：“半夏泻心汤，经文明言属柴胡汤之变证;生姜泻心汤证，明言胃中不和;甘草泻心汤证，明言胃中虚。三泻心汤所主治，皆属胆病及胃，气机不畅，寒热错杂之证。”“泻心法不独可治胃家本病，也可用于上下交病，独治其中。”因此，用泻心法虽以痞证为中心，但不限于痞证;虽以苔黄为辨证要点，亦并不只重苔黄。不仅经常应用于胃、肠、肝、胆之病，而且广泛应用于呼吸、泌尿、心血管、内分泌、神经诸系统之病，或以其病变犯及胃肠，或以其兼夹消化道诸证，或因其湿热冲注三焦俱病。只要邪热里结，非纯属大实大满之证，皆可随机变化施用。

　　2.泻心法的应用虽较广泛，但并不是可以任意妄用。

　　如王海藏说：“若阴痞不关阳郁，即郁而未成热，抵是上、下阴阳部分拒格而成。泻心之法概不可用也。”那么临床上其主要根据是什么?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金老认为，辨病与辨证实际上是指二个方面，一是指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二是要辨中医的病，在识病的基础上辨证施治。如陆某一案中，不仅可以明确看到慢性阑尾炎与肠痈之兼、气滞热瘀之证，据此而以清热活血温通之法，用附子泻心汤、大黄牡丹皮汤、附子薏苡败酱散合方就更贴切了。

　　3.泻心法中如何选药

　　金老指出过：“选药是辨证施治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极为重要……欲求选药精当，必须熟识药性。”因此应用时应首先对泻心汤中诸药性了如指掌，并且对随证加入之药也应十分清楚。金老认为对泻心汤诸方中之苦寒清热药如细为分别，则黄芩为气分药，黄连为血分药，故涉及肺与大肠之热多用黄芩，涉及心与小肠之热多用黄连。黄连清热作用最强，兼有凉血、解毒、泻火、清湿热、治疮疡诸效，与黄芩相配，起到协同作用。大黄也是一味清热良药，其治疗范围之广可与黄连比拟，但一则通腑，一则厚肠胃，配合同用，相反又可相成。生姜与干姜，则生姜能行水降逆，干姜则温中散寒。对于泻心汤中的甘草，金老认为不可等闲视之。甘草性味甘平，寒热温凉之药皆可配用，有“国老”之称。金老还说：《伤寒论》用甘草者有72方，决非仅为缓诸药之毒而用，更主要的是为了扶助正气。金老于临床，特别如甘草泻心汤中常以生、炙甘草同用，于扶助正气中兼有清热解毒之效，既可助参以补虚，又能协诸黄而泻火，乃通盘之中，又一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