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医院拼了！2500万经费500平实验室配10人，聘外国医师来中国

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队来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

1949年，美国医生马海德，成为首位拥有新中国国籍的外国医师。他在华行医55载，为国人的性病和麻风病防治贡献一生。

中国援外医疗队，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医术与友谊；而许多外国医生来华行医，为中外患者消弭病痛。据媒体报道，2017年时，中国有超过3000名外籍医生在华行医。以和睦家医疗为例，其全国近400名医生中，180多位是来自25个国家的外籍医生，服务的患者超过180多个国家。

这些在华行医的外籍医生，又将增添一张新面孔：2021年11月，阿卜杜勒・贝卢教授将全职加盟广东省人民医院，担任急诊医学学术带头人、急诊医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他将在穗执业5年。

他由此成为广东省人民医院首位获得「五个五」支持的全职引进外籍专家。

「五个五」的待遇是指：每年500万科研经费、连续支持5年、500平米实验室、5名专职科研人员、5名博士后等。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大批外国医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对国内的医院和患者意味着什么？

要哪种救命的院前急救：

把医院带给患者，还是把患者带去医院？

来华行医的外国医师，以口腔科、急诊科、全科和美容医生居多。

将于2021年11月全职加盟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贝卢教授，便是急诊与重症医学专家。他是法国雷恩大学终身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副教授、欧洲急诊医学会主席、全球急救医学网络主席。

图｜贝卢医生 采访者提供

「我在急诊医学领域已深耕近30年，并在欧洲急诊医学会担任主席长达15年。这段经历让我建立了全球急诊资源网络，对全球急诊科的发展与变化有了一个系统且全面的了解。」在接受健康界的跨国采访中，身处美国的贝卢如是说。

一直以来，贝卢坚守着一个急诊理念――「以患者为中心」。每个国家患者所接受的急诊护理大致相同，但急诊体系都是不同的，他认为，差别之一在于院前急救的过程。

目前，世界上的院前急救体系大致分为两种：美英模式和欧陆模式（也称为法德模式）。

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等国，采用的是美英模式，其显著特征是「将患者带去医院」，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是经过相关培训的消防员或警察。

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典等国家采用的是欧陆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将医院带给患者」，救护车上的是具有行医资格资质的医师。

目前在中国，院前急救模式介于美英模式和欧陆模式之间，随车人员普遍是具有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但现场治疗的深度不及欧洲。

贝卢曾在美国和法国从事多年急救工作，他更倾向于配备专业急救人员的欧陆模式，「欧洲的院前急救比较发达，救护车内配备专业的急救医生；相比之下，美国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补充道，美国目前部分地区正逐步向欧陆模式靠近。

在法国，患者或其家属拨通急救中心的电话之后，工作人员会先问几个问题，再根据患者可能的患病类型，派出三种救护车类型：患者转移、急诊救治和可移动重症监护。

贝卢曾接诊过一位突发性胸痛的急诊患者。当时，急救中心派出了可移动重症监护类型的救护车。

车上配备了医生和护士，心电图检查和医学影像诊断均可在车上完成。患者数据同步传输给医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经过综合研判，这名患者到达医院后，就被直接送去了冠状动脉介入室，实施血管成形术。

贝卢强调，情况危急时，一些特定的溶栓治疗，甚至可以在救护车上展开。他说，强大的院前急救应该是多部门协作实现的，患者在被送去医院的途中就完成了病情诊断，「可以直接略过急诊科，进入介入室」。

急诊患者的时间非常宝贵，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生命危险。因此，贝卢认为，急诊科必须协调医院各个科室的有效协作，将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合二为一。他强调，「在法国，院前急救系统和急诊科是不分家的」。

论及急诊医学的发展方向，贝卢认为，救护车上未来还会增加移动式小型医学影像设备，如磁共振成像设备，以提升院前急救的效率和质量。

怎么避免相互责备、相互推诿的不良文化？

国际经验成就高水平国际化医院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下文简称「七普」），2020年，中国常驻外籍人口总量达84.6万人，随着他们就医需求的水涨船高，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副主任科员杨奕玮认为，外国医师是中国涉外医疗服务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省以占据全国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29.2%的比例，相关人数在全国排第一。

在来中国之前，贝卢就了解到广东是一个经济强省、人口大省，十分鼓励医学创新，因此一直对来华行医抱有期待。

而随着中国公立医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贝卢能发挥的作用，远不只是在涉外医疗上。

对于广东省人民医院而言，作为高水平医院建设人才引进战略的成果，贝卢入职后，将极大提升该院急诊重症医学的学科实力，积极推进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急危重症医学的申报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筹划建设广东省的急救医学研究所，而贝卢教授将成为领导者、谋划者。省医将利用其国际化经历，按照国际化的设想来搭建急诊医学平台。为将来更高基础地建设广东省的省级急救体系和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余学清表示。该院急危重症医学部年急诊量18万人次、抢救量1.4万人次，年收治危重患者3000余人。

贝卢将携带急诊相关安全性和临床治疗提升课题、高等急诊教育培训平台建设项目、急诊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基础医学研究等四个项目进驻省医：

一、提供急诊医学的国际质量和安全平台建设项目，以创新技术来持续改进急诊科医疗流程的质量。

在贝卢看来，全世界的急诊医学领域都存在一个问题：相互责备、相互推诿的不良文化。

「大家都害怕担责或遭受处罚，因此交流并不通畅。我希望利用创新技术，建立一种机制，将责备文化上升至『专注提升质量和安全』的文化，最终形成协作文化。」他补充道，美国目前已经应用了这样的机制，帮助医护人员积极反映医疗失误，从而提升急诊救治的质量和安全。

二、建立急诊医学教育平台，对接省医急诊科和国际急诊医学相关培训项目。

目前，贝卢正积极推进国际硕士的培训项目，希望将中国医生送去美国、欧洲等地进修，国外的医生也能够通过这一项目来中国接受培训。

健康界了解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十分鼓励医生出境学习，参加医院后备人才出境学习遴选并入选者，将获得每年3.5万美元（约合22.3万人民币）的定额资助。

此外，贝卢希望立足省医，面向全球开展线上教学，将急诊知识传递给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三、延续和开展急诊医学相关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尤其注重利用国际资源，将省医急诊医学引入到国际多中心合作研究平台中。

贝卢说，他希望利用数据科学，研究分析不同的急诊案例，从而更好地了解急危重症，给予不同急诊患者更加精准、高效的救治方案。

「未来，我们还将在肾病、心血管病和老年病领域引进一些世界级顶尖专家。」余学清院长表示，该院将继续寻觅国际顶尖医疗人才，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高层次人才齐聚一起，把国际医疗经验、中国经验、广东经验融合在一起。

图｜9月22日，余学清院长与贝卢教授通过视频会议和网络传真形式签署全职引进人才协议书

不止在广东，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将发展重心置于打造「国际医学中心」。据原南京市卫计委统计数据，2016年，南京吸纳外国医师最多的，是公立的综合医院，其所拥有的外国医师人数在全市占比高达87.8%。

更具国际视野和高水平临床经验的国际专家，成为这些医院向国际化发展的寄托。

现年63岁的罗兰・法索尔毕业于世界著名的维也纳医科大学，曾在欧洲最大的心脏病医学中心RH N-KLINIKUM AG医院出任副院长。2012年，吉林心脏病医院聘请法索尔，全面主持该院特需心脏临床工作。这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是吉林省第一家非营利性心脏病专科医院。

回忆起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法索尔给予了「有趣又迷人」的高度评价。

「我几乎一手建立起了吉林心脏病医院的工作流程，和团队成员一起将这家医院打造成了国内领先的医疗机构。」他告诉健康界。

目前，法索尔已离开吉林心脏病医院，将在广州富力医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附属医院担任首席医疗官。

图｜法索尔医生 采访者提供

硬币的另一面：虚假宣传外国医师

在华行医的外国医师中，口腔科和医疗美容科是热门。

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市外国医师注册专业最多的是口腔科和医疗美容科，均为121人，占比近50%。截至2016年，南京市公立医院中，外国医师注册专业排名第一的是内科（57人），占比63.6%，而在非公立医院中，则为美容整形科（37人），占比40.2%。

硬币的另一面是，一些违法乱纪的个案中，也出现了打着外国医生旗号的杂音。

比如「幽灵医生」――在韩国，医疗美容手术需求十分庞大，外科医生资源相对匮乏。因此，一大批「幽灵医生」顶替了真正的外科医生，站上手术台。他们可能是牙医、护士，甚至是医院的行政人员。

而中国的一些医疗美容机构，利用患者对外国医师，尤其是对韩国整容水平的盲目信任，夸大宣传外国医师，借他们的名义，吸引更多「受害者」。

据上海市卫健委监督所李戈等人的论文，2017年3月，患者陈某某被上海一家医疗美容机构的广告所吸引，主动要求韩国医师为其实施隆鼻手术。

殊不知，这位韩国医师金某某并未取得《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医院为逃避法律责任，将患者病例资料上金某某的名字，更换为了中国医师王某某。

为加强外国医师在华行医的管理规范，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中国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

法律法规方面，1993年1月，《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生效，对外国医师在华行医进行规范，这也是中国出台的第一部相关法律法规。

在后续的实践中，该管理办法经历了4次修改，最终于2020年1月10日，公布《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图源｜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目前，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的情况共分为三种，分别是临床学术交流（不超过15个工作日）、短期行医（累计不超过1年）和长期行医（1年以上）。

在华参与临床诊断治疗活动的时间越长，对外国医师的门槛也就越高。

根据《征求意见稿》，临床学术交流为备案制，短期行医为执业注册制，而长期行医则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进行准入、注册执业，并参加医师定期考核。

「短期行医需要通过业务水平测试和语言水平评估，需要一年提交一次审批资料；长期行医则需要通过中国的医师资格考试，并经执业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还要经过背景调查。」富乐医疗中国医疗总监阿尔文・罗告诉健康界。

怎么看待中国患者的「小病大治」？

说说中外医疗认知水平的差异

6年前，罗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医生，祖籍福建。

「医院会提醒我什么时候该去考什么证了。」罗说，在马来西亚，取得执业医师证的医生拥有抗生素药品的处方权，但在中国，医生在考取执业医师证之后，还需单独参加抗生素处方权考试，通过后才能开具抗生素处方。

除了有形的执业门槛，还有无形的门槛――中外医疗认知水平的差异。

多位外国医师向健康界提及，中国患者对全科医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习惯自己判断并预约专科号。在罗看来，轻微的感冒、发烧是自限性疾病，能够不治自愈，但若按照中国惯有的就医流程，患者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检查。

「全科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小病早日痊愈。小病不大治，给患者一个轻松的就医体验。」罗表示。

在上海富乐医疗工作的洛雷拉是一名来自菲律宾的儿科医生。出于提升专业能力和体验医疗高科技的目的，2018年，洛雷拉在网上找到了一家位于中国的医院，来到上海执医。

图｜洛雷拉医生和患儿

在来华之前，洛雷拉已经在菲律宾积攒了15年的儿科行医经验。然而，起初在华执医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洛雷拉告诉健康界，刚开始入职时，中国的医疗体系和法规以及用药政策等，都让她「头疼」。

上海富乐医疗，是她在中国找的第三家医院，前两家医院要么提供的薪资不高，要么「不上档次」。

除了工作本身的不顺，在洛雷拉看来，生活几乎都「搬到」手机上的中国，让她在最开始极为不适应，「什么东西都在网上，这与在菲律宾的生活差异太大」。

相比之下，罗适应得更快些。他来中国入职的第一家医院，向他推荐租房的地段，带他去选房子、熟悉周围的交通。

回忆起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场景，法索尔不禁感叹，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除了美味的中餐和长春混乱的交通，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中国医务人员对外国友人的善意，以及他们快速的语言学习能力。

「在吉林心脏病医院，每个人对学习都充满热情，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学会了英语。在欧洲，要想让一个不会说英语的护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法索尔说。

相比之下，罗就比较幸运了，「我的母语是英语，但从小学起便学习中文，加上会说闽南话，多种语言加持，让我工作起来更加顺畅」。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医疗体系的差异，导致外国医师在面对患者时，常常会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

罗介绍到，总体而言，中国的医疗市场对外国医师的接纳度不高，因为中国患者大都不信任私人诊所，还有诊所里的外国医生。

马来西亚的医学生在毕业后，可以考取全科医师证书，足以应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专科的轻症。在马来西亚，若患者病情较轻，全科医生可直接进行诊治；若病情较重，全科医生便会推荐患者转到具体的科室进行检查和治疗。

但在中国，患者倾向于直接去大三甲医院看病。罗认为，由于患者的医学知识有限，他们常常挂错号，导致时间和金钱上的浪费。

「只有具有国际化思维，曾亲眼目睹并且相信国外诊疗体系的中国人，才会寻求外国医师的诊疗服务。」罗无奈地说道。

情况也不尽然如此，医患关系，离不开「人情味」和「温度」。洛雷拉在中国行医期间，曾遇到过一个棘手的儿童患者。

当时，这名患儿需要静脉注射液体和药物，但植入静脉导管很困难，其父母非常着急。

于是，洛雷拉询问护士，她是否可以帮患者做？最终，她植入成功。

这名患儿后来连续给药7天，家长每天都带着孩子找洛雷拉。她说：「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从那以后，这名患儿一直跟着我。」

即使洛雷拉跳槽到另一家诊所，家长仍带着这名患儿找她看病。

外国医师在华行医的未来又如何？

在健康界采访的几位外国医师中，说到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他们的共同愿望是，把国外先进的诊疗模式和疾病治疗方案带到中国。

签约仪式上，贝卢表示，未来，他将借助哈佛大学等国际顶级急诊医学平台的经验，持续提升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诊疗质量，提升中国乃至国际的急诊救治水平。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企业也乐于和国际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开办医院。计划于2022年上半年开业的广州富力医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附属医院，是富力集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合作开办。法索尔提到，医院将重新定义高标准医疗，开启大湾区医疗的新时代。

「新时代」、「大湾区」这样颇有中国特色的用词，他已张口就来。

图｜广州富力医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附属医院建筑图

此外，在中国行医，中医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结构生物学系教授迈克尔・莱维特，于2020年11月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聘为科学传播首席顾问，任务是「参与中医药科学、文化传播，助力中医药走出去」。他的专业是计算结构生物学，此前在美国很少有医学相关论述发表。

「中医+科技所诞生的中医AI观测，就是中医的新时代。」莱维特同样用了「新时代」这样的表述。在9月26日于广州举行的一场商业签约仪式中，他还表示，在未来数字健康领域，中医以及西医能够结合在一起，比如以智能手机、传感器应用在「望闻问切」的中医诊治中。

法索尔希望能够在心脏病治疗领域引入中医的理念，「很多患者习惯并信任中医，因此尊重他们的就医取向非常重要。未来，我们将尽可能进行中西医的融合，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应用中医。」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对医生的需求将日益上涨。法索尔很肯定地说，外国医师在华行医的市场会加速扩张。

参考资料：

1.杨奕玮、毛洁、董怡红：《上海市外国医师执业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20年第1期

2.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李戈; 刘洪; 高闻捷; 梁星; 董迎新; 贝文：《一起未经注册的外国医师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案例引发的监管思考》-《中国卫生法制》-2019年第3期

3.哈玉平、王振球：《南京市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执业现状》-《职业与健康》-2017年5月第33卷第10期

4.宋攀：《外籍医生中国行医面面观》.《中国医院院长杂志》2017年8月刊

来源｜健康界

作者｜张译文

编辑｜章北海

第十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与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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