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想要怎样的人生” ――美国作家的生育思考

部分科学研究力证母性本能的存在，认为荷尔蒙等生理因素会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母子之间存在天然的纽带。（视觉中国/图）

当一位女性上了年纪，每逢与人互相寒暄，难免要回答这些问题：“你有几个孩子？”“为什么不生呢？”“老了后悔怎么办？”

考特尼・侯德尔是一位图书编辑，她对这样的情形不胜其烦，“无论如何，就因为身旁有陌生人无礼地问了一个与他无关的问题，我就必须敞开心扉，解释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实在让我厌烦透顶。”

问者无意，但对很多选择不生育的丁克人士来说，这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解释的决定。美国女作家梅根・多姆干脆有了一个主意：请人来把抉择的心理过程写成文章。侯德尔就是她邀请的作者之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1964年开始，全世界女性的人均生育数逐年下降，到2019年已经下降了52%。2017年，美国多达71.3%的成年人没有子女。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女性称，由于疫情影响，她们希望推迟或少生孩子。

多姆正式启动这本书是在2013年，时机刚好，丁克忽然在美国变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那年，《时代》周刊做了一组专题报道，标题为“此生无子女：拥有一切，意味着没有孩子”，封面是一对男女悠闲地躺在沙滩上。多姆认为，这张图恰恰强调了最普遍的误解：那些不要孩子的人只是贪图昂贵的玩乐、奢侈的度假。自私、浅薄、自我中心之类的指责仍然随处可见。

丁克人士自己的解释也常常不准确。多姆发现，有人喜欢故作潇洒地说，我宁愿把钱花在度假上、我宁可拿钱去买奢侈的鞋，“这不是任何人不要小孩的真实理由。”她认为，承认自己本就不适合养孩子可能有些屈辱，“他们宁愿让自己看起来物质而肤浅。”

多姆联系了很多曾公开宣称要丁克的作家，向他们发出邀请，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提笔。有些人说，这个选择不是刻意的，没有太多思考可以写；也有人回复，他们有话想说，但怕文章出来会伤害到家人。知名小说家加里・施特恩加特曾宣布自己永远不要孩子，他给多姆回过来一张婴儿的照片――那是他刚出生的儿子。

最后多姆收集到16位作家的答案，其中包括13位女性和3位男性。每个人做出决定的原因不尽相同，生养与否的选择，最终通往孤独、童年创伤、亲密关系、自我实现等生命深处的议题。

这本书2016年在美国出版后，入选《纽约时报》畅销书榜。2021年，中译本《最好的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多姆惊讶地发现，很多为人父母的读者也会好奇别人选择丁克的原因，让这本书在育儿类目里也大受欢迎。

“就算这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不代表它就不值得谈论。”通过视频电话，多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拒绝为人父母是不是自私？

51岁的多姆自己就是丁克的一员。年轻时她觉得总有一天会生孩子，只是时机未到，同时隐隐地恐惧着，当了母亲以后快乐就和她无关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她有过几段恋情，不止一次因为要不要孩子的分歧而分手。

39岁那年，多姆和比他小一岁的丈夫结婚了。当时母亲病重，多姆加快了结婚的步伐，只计划了一星期就完婚了。他们已经恋爱了很久，久到忘了去讨论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要不要孩子。

多姆一度想，假如真有身孕，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母亲吧。结婚两年后，她怀孕了，随之而来的却是意外流产。她大松一口气，丈夫则悲伤不已，夫妻二人对未来截然不同的设想彻底清晰，婚姻自此分崩离析。

他们和平地离了婚。只有想到这段婚姻时，没能生养会让多姆痛苦。除此之外，她感到庆幸，“比起做母亲，我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为世界做贡献，如果要养孩子，我就没法做那些事了。”假如当年没有流产，“我当然会爱我的孩子，但我会痛恨自己的人生。”

和多姆一样，受邀作家们在文章里不约而同地强调，他们并非不喜欢孩子、他们不是自私之人，但是侯德尔无情指出，“谈起不想生小孩的时候，听上去总像在自我辩解――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好像你想证明过于整饬但很自私的存在方式是美好的……这很难讲得一清二楚，只会给人留下不堪一击、僵化、有掌控欲、反生命的印象。”

作家莱昂内尔・施赖弗因为创作了长篇小说《凯文怎么了》，常常被当成反对生养的代言人。故事讲述一位母亲意外怀孕，不情愿地放弃理想生下儿子，孩子长大后却成了校园枪击犯。这本书频频获奖并且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掀起了关于母性矛盾的讨论。

有一次，记者在电话采访里试探地问她，“拒绝为人父母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儿……自私？”施赖弗扯着嗓子喊道，“绝对是啊！”

施赖弗承认，之所以那样回答，是因为她有些愧疚。57岁，仍膝下无子，“我只是不想生。小孩不整洁，肯定会把我家搞得乱七八糟。大体而言，小孩都是忘恩负义的。他们会吸走太多我写出之前那些书的时间。”她写道。

在施赖弗看来，这种所谓的“自私”其实是社会观念的转变。1960年代之后，“活在当下”成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婴儿潮”之后的几代人将关注重心从集体转向了个人、从未来转向了现在、从美德转向了个体满足。

“我们和前辈的不同在于：我们很少问自己是否在为崇高的社会目标献身，反倒更可能关心自己是否幸福。我们逃避自我牺牲、担当责任，视其为傻瓜才有的弱点。我们很少想到血统、文化、国家或民族的延续；我们将自身继承的遗产视为理所应当。我们觉得自己和历史无关。我们只在自己的生死期限之间衡量自己生命的价值，不会特意担忧我们死后发生什么。”她认为，“‘活在当下’带来的最重大的社会危机就在于生养：生孩子从必选项成为可选项。”

英国作家杰夫・戴尔反对别人给他们扣上自私的帽子。作为这本书里为数不多的男作者，戴尔文字风趣辛辣，按多姆的评价，“可以说一些美国人说不出来的话”。戴尔嘲讽道，“好像有孩子就是无私奉献自我，为了确保我们这种濒危物种得以繁衍幸存并充斥这个人口稀少的广淼孤岛而无畏地牺牲。人们明明是因为想生养孩子才生养的，可他们总是强调这事儿有多难。”

说到抚养孩子的难度，这的确是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好几位作者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创伤，比如父亲的家暴、母亲的冷漠、继父的虐待，有人至今仍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他们意识到，养育并非易事，很多父母都做不好这项职责。

自由撰稿人丹妮尔・亨德森说，“我成年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疗愈糟糕的父母带给我的心理伤痛，那让我领悟了一点：仅有当好父母的意愿是不够的。爱，有时会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我花了很久才琢磨出来：怎样才能让爱充盈自己的生命――那些我的父母似乎没能给到我的爱。我拿定了主意，要把能够给予孩子的爱统统留下，但不给孩子，而是给我自己。”

多姆希望这本书能提醒人们，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生儿育女。“不生孩子的人一点也不自私，如果你知道你当不好父母，于是选择不当，这恰恰是自私的反面。”多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承认我不想要孩子，承认这件事太难了不适合我，本质上是尊重为人父母的职责。”

何为母性本能？

坚称不生孩子的年轻女孩很容易听到告诫：你只是还没到年龄。部分科学研究力证母性本能的存在，认为荷尔蒙等生理因素会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母子之间存在天然的纽带。

劳拉・吉普尼斯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她对母性本能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工业革命之后，为了服务于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育儿的社会分工，生育后代的意义被有意拔高了。历史上，在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年代里，母亲对新生儿的依恋程度较低，从19世纪后，人口出生率急剧降低、家庭规模变小，才人为地提升了儿童的情感价值。

吉普尼斯反感那些用“自然”来说事、告诫女性生育才是自然之道的说辞。“好像只要追随‘自然’的物事，你就能自带光环，拥有某种道德力量？对女性，自然根本算不上什么朋友，相反，会以随机概率任由某些女人死于生养之类的事。”

不过，有些女性的确体会过生理上的母性冲动。凯特・克里斯滕森就是其中一位。第一段婚姻的头几年，她觉得是时候安定下来了，身边很多女孩都怀孕了，于是突如其来有了生育冲动――“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令人震惊的动物性的渴望，深切而又原始。就像磕了某种古怪、够劲的新型毒品。我可以感受到宝宝就在我的怀里；在我的幻想中，那是个女孩。我可以看到自己变成了母亲。”

备孕期间，她出现了怀孕的症状，开始走在精神失控的边缘，整夜睡不着。直到去妇科诊所的那天，她开始流血，比平时例假的血量还大，这段假想中的怀孕才结束。克里斯滕森陷入了漫长的失落和孤独，后来她切除了三颗子宫肌瘤，婚姻出现危机，随后离婚。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克里斯滕森五十多岁，与比她小20岁的男友共同生活在缅因州沿海的小镇上。她无子无女并不是刻意决定，而是人生的水到渠成，“我们拥有的是现在的生活，当下的自我。每晚一起上床，彼此相伴，早上一起醒来，彼此相伴。”

说不清出于本能还是压力，非虚构作家罗斯玛丽・马奥尼也曾尝试怀孕，命运的种种阴差阳错让她与孩子擦肩而过。在接近四十岁时，她读到一篇文章，里面用各种数据证明女性的生育能力将在35岁以后急剧下降。她焦虑起来，敦促当时的男友赶紧做决定，男友犹豫不决，两人只好分手。

马尼奥在一家代理精子银行的波士顿诊所挂号登记，尝试独自生养。对捐精者的资料精挑细选之后，经过了繁复的诊疗，她用四百美元换来了一小瓶精液。医生告诉她，超过四十岁的女性只有20%能够人工受孕成功。

得知怀孕后，马尼奥的心情经历了从狂喜到惊恐的剧烈切换，前一天还无比兴奋，后一天就焦虑到几乎泪崩。她怕自己做不好母亲，她不是不喜欢小孩，恰恰是太爱他们了，深怕他们受一点点苦。好不容易熬到十三周，她流产了。

当医生问马尼奥要不要再试一次，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决意用自己的方式过好余生，哪怕极端，哪怕不平衡，我的孩子也不用忍受我的神经过敏和万般忧虑了。”

多姆邀请到的女性作家数量远远多于男性作家，在她看来正说明了，“和女性相比，男性在生儿育女之事上（至少在孩子出生之前）鲜有严肃思考，而女性自打出生就要面临这个问题，耳濡目染之下，一辈子都会对这件事有所思量。”

多姆说，在西方社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里，会出现另一种偏见，认为女性不生育是赋权和解放，而男人这么做则是稚气未脱、放纵和自私。

保罗・利斯基是一位同性恋男作家，他无法理解异性恋男女的互相吸引中竟然暗含生育的盘算。他单身的时候去餐馆或看电影，会发现独来独往的男人格外引人注目，被当作怪人，于是忍不住想，人们组建家庭是否只是想避免陌生人的无端揣测？“假如生儿育女的渴望仅仅出于想在自己周围制造喧闹，引开他人的注意力，那我宁可孤独一人。”

侯德尔和现在的男友在一起5年了，每次男友抱起她的侄女都会热泪盈眶，他解释说那不是伤心，“只是一言难尽”。侯德尔已经决心不生育，如果男友选择和她在一起，结果也将会没有孩子。旁人总是说，很难让他留在她身边。

多姆发现，和男作家相比，女作家说起这个决定时更有歉意。她们会习惯性地解释，我爱小孩、我是个好阿姨、我抚养了兄弟姐妹、我做了很多志愿工作等等。“女人总是为没有孩子而愧疚。”多姆说。

拿什么补偿没有孩子的人生？

有一年，帕姆・休斯顿去一所私立大学讲授创意写作课。餐桌上，女学生们谈到自己的雄心壮志：大多数都打算生儿育女，但要等到她们写完长篇小说、赢得普利策文学奖、周游五六十个国家、学会冲浪之后再说。“这些女生显然都想拥有一切。”休斯顿想。

休斯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短篇小说家，对这样的情形见怪不怪。曾有一位年轻女孩约她喝咖啡，对她主动选择不要孩子表示很欣赏。女孩真正想问的是，她希望拥有休斯顿那样的人生，写作、旅行、出版自己的书，但她又刚刚怀孕十一周，“我期望你能告诉我，我可以两者兼得。””

“很抱歉。我不相信你可以拥有一切。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休斯顿直截了当地说。她觉得“拥有一切”的渴望本身就很荒谬，人生不会鱼和熊掌兼得。

这些拒绝生育的女作家大多选择将人生的重心放在文学上。70岁的西格莉德・努涅斯说，比起是否生育这个决定的犹豫不决，她早就坚定相信写作是她的天命所在。她注意到，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们――比如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没有孩子。她还引用一位女作家前辈的话说：“我找不到典范：一个致力于她想要做的事，并且过着普通的异性恋生活，还生孩子的女性作家榜样。这样的女人在哪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采访时承认早年结婚是为了能尽快安顿下来，好好写作。写作时，两岁的大女儿会爬到打字机前，她只好一只手拍拍女儿，另一只手打字。门罗自责没有多陪伴孩子，“那个女人心肠可真够硬的”。努涅斯看到这段采访后，默默地想：“有没有办法让她免于被自己、被这个世界断定为心肠太硬？”

多姆知道，在广大不生育的人群里，作家不算有代表性。作家比常人更需要独处、更难有稳定的收入、更珍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作家和其他工作并无本质不同，大部分职业女性都难以两全其美。

多姆有一位事业上极其成功的女性朋友，总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有一次多姆去她家，5岁和8岁的孩子围着她哭，但她得赶飞机，只能道歉离去，把孩子留给丈夫和保姆。“那场面太可怕了，但是她无能无力。”多姆觉得，大部分职业女性无法承受那种负罪感。

“最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小孩，而在于你想要怎样的人生。这是每个人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多姆说，抚养孩子挤占了太多注意力和时间，让人可以不去面对婚姻或人生真实的状态，而不生育的人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感更加负责，想办法度过真正充实的人生。

多年来，施赖弗一直和身边的女性朋友们讨论这个议题，她问了很多人同一个问题：什么可以补偿没有孩子的人生？有人回答是工作和能力，是友情和家庭，也有人干脆说，“我不确定自己的人生有什么需要救赎或补偿的地方。也许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

在美国，人们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多姆认识的大部分老人都需要投靠护工或养老机构，很少有子女贴身照顾。多姆也会担心养老的社会机制混乱和财务困难，但这和有没有孩子无关。有趣的是，以前别人得知多姆没有孩子，会表现出一副暗自替她惋惜的样子，新冠疫情之后，很多人都说羡慕她，不用和孩子一起关在家里。

精神分析专家珍妮・赛佛多年前研究无子化的课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特地加入了几位六十岁以上的女性，她想知道：她们老了之后有没有后悔；看到同龄人三代同堂，如何能忍受冷清；遗产留给谁；会不会抱憾终生？得到的答案让她高兴：她们都对自己和伴侣很满意。

如今赛佛本人也接近七旬了，她如释重负地说，“我选择的就是我人生的正解。”刚做决定的前几年，她犹疑过，后来逐渐坚定了选择，她更专注在自我的感受、与丈夫的亲密关系上，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精神分析和作家的双重职业生涯。她早年许下的愿望得到了实现：“我的子宫始终空空如也，但我的生命充实而圆满。”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