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怎么也被骗子盯上了？

周兼明

近日，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打击医保欺诈骗保的数据，2018年至2020年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1万家次，查处86万家次，3年追回医保基金348.75亿元。国家医保局表示，医保欺诈骗保案件普发、频发的局面初步得以遏制，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近些年，内地医保覆盖比例已达95%，参保者13.61亿人，基金规模已有3.1万亿元。然而，随着医保规模的扩大，风险也不断增加，如何管好、用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遂日益变得重要。今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审议“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时，也强调要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伴随着社会老龄少子化的速度加快，中国的医保基金也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2014年时，中国曾有185个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出现收不抵支，近年虽有缓解，但仍有不少地区出现当期亏空。一方面是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则是医保欺诈骗保现象泛滥，吞噬医保基金的明沟暗渠仍有不少，令民众为未来担忧。

从公安部公布的一些案例看，诈骗医保基金在一些地方已成为一个隐形的产业链。如四川达州“3・01”诈骗医保基金案，涉案犯罪嫌疑人有47名，已申领医保基金1073余万元；而江苏镇江的“12・01”跨省诈骗医保基金案，涉案犯罪嫌疑人达180余名，有开药人、药贩，也有药店工作人员、参保人员，其中涉及20余个医保诈骗团伙，仅收缴的涉案药品就有3万余盒，合计扣押冻结2000余万元。这些案件看了让人触目惊心，很多骗保案中有专门发广告、传单的客户员，有代找医生、开处方药的业务员，有配合开处方药的医生，有收购药品的药贩，以及专门从事此类药品分销的药企。在一些地方，有的医院还花钱请人住院，挂床骗保、冒名报销等。如公安部总结的，这类诈骗医保基金的犯罪行为也在“与时俱进”：除了非法回收药品的手段多种多样外，犯罪活动也越来越职业化、网络化，把诈骗医保基金当成了一门生意。

虽有法律规定与公安打击，监管部门也出台了很多规定，采取“强震慑”的国家飞行检查，有些地方还启用了医保智能监督系统，在定点药店安装360度旋转功能摄像、大数据监控系统和对医师开方的实时提醒，但从医保局公开的情况看，收效不大，仍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骗取公众的“保命钱”。今年1至8月份，全国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51.66万家，就查处了21.25万家，其中行政处罚3297家，暂停协议9777家，取消协议2398家，追回医保基金88.12亿元。

可见，大量的医疗机构仍在顶风作案。从公开的案情看，有些医疗机构甚至到了嚣张的地步。如四川宣汉县民泰医院，内部全流程造假――从医生至检验科，从护理部到院办，全方位造假，用假病情、假住院、假病历、假检查项目、假化验数据、假护理记录、假执行医嘱、假开药、假治疗等手段诈骗医保基金。该院先后收治来自四川、安徽等 5省市医保住院病人就有5059人次。这些医疗机构如此胆大妄为，无非是因为整个医院体系缺乏诚信管理，违法成本过低。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当地监管部门一直没有察觉？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不可能所有的骗保行为都被发现了，全国像这类的医疗机构还有多少？还有多少被诈骗的医保基金没有被发现、被追回？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对医保基金的法治与监管措施还很不完善。《社会保险法》早有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也有专门的立法解释，凡属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违法人员，将视为“诈骗公私财物”追究刑责，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但现实生活中，即便发现了这类骗取国家统筹医保基金的人，也极少以刑法严惩，或即使处理了操作骗保的人，也极少处理涉案的医生。

因此，要想真正遏制这种现象，不仅需要专项治理行为，对发现的犯罪行为也需施以严刑峻法。因为医保基金确属所有民众的保命钱、救命钱，关系到广大参保人的未来利益，如果法律对医保基金的保护力度，还赶不上对商业保险的保护力度，显然是不正常的。尤其当监管环节出现一些参与分肥和寻租的内鬼，本已不足的医保基金，前景就更堪忧。

对参与违法犯罪的医生、参保人，国家也应建立诚信机制，令执业医师和药师一次违规，即影响终身执业；对参保人也需有诚信监控系统，对违反医保管理的人，不仅影响到个人未来信用，其未来的医保报销也需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只有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才能让更多的人自觉遵守与维护属于公众的医保基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