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16-24岁的青年人中60%没有居住地户口，影响了消费和生育意愿

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发表题为《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题演讲。蔡昉指出，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负增长，消费人数也就负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弱化，因此未来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

以下为蔡昉演讲实录（未经审核）：

我今天讲的是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原因是什么？我们从2012年以来，我们就说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常态，那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去年开始说中国进入到了人口负增长，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超过了14%，就意味着我们人口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一定会赋予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的内容，所以我叫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宏观、微观角度可以看到这么几点。

第一，总人口负增长，劳动人口加快减少，通过劳动力短缺，通过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放慢，通过生产率改善速度的放慢，也通过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使得中国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下降，比原来预计的还会下降。同时，即使下降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能够满足我们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因此，真正的约束在于第二个特点，也就是我们需求侧越来越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潜在能力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需求侧不支撑，可能实现不了增长潜力。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负增长，消费人数也就负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弱化，因此未来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这是一个影响我们宏观经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影响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第三，从劳动力市场上来看，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劳动力是短缺的，劳动力年龄人口2011年就开始负增长，现在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在下降。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压力越来越大，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就业扩大也就放大了，因此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对劳动者的挑剔性就提高了。

第二个，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对新的技能要求非常高，现有主要的劳动群体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技能的新需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劳动力群体，未来越来越显著是什么？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准备延迟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力，各级各类毕业生，以及转岗，重新上岗的低技能人员，这些人的技能满足不符合雇主的需要，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变革的需要，因此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结构性冲突。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也呈现了非正规化的特征，灵活就业导致合同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充分，劳动条件不好，就业不稳定等等。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快，我们的市场主体，企业的活跃期也就短，工人也跳槽跳得很快，都会加大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

最后一个新常态的表现，居民的消费行为有可能发生变化，人口经济双重的新常态都是下行的，就使得收入增长，使得居民的增长放慢了，居民的消费预期也就下降了。就业结构，特别是结构性的困难加大，也使居民的消费意愿趋于保守。人口老龄化的效应，中国老年人消费意愿弱，能力弱，因此消费能力，消费倾向都趋于下行，这些都构成了一方面中国越来越依靠消费驱动，同时我们消费驱动的力量也趋于减缓。

最后我提几个政策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应对供给侧，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未来我们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创新驱动，与此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家企业同步发生，不是大家一起提高，而是说通过创造性破坏，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退出去，让有竞争力的生存下去，这样整体生产率才能得到提高。因此，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至关重要。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举个例子，现在的青年就业是一个大的困难，青年就业的行业大部分70%都是在第三产业，但是我们传统的刺激针对的是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建等等，这些首先创造不了太多的岗位，创造出的岗位不适应青年群体，因此不能产生所谓的乘数效应，起到宏观经济反周期的作用。

最后一点，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体制改革，归根到底使我们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改革红利，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中国的人口有大部分人都和户籍有关，大家不要认为只是涉及农民工，其实我们的城市中接近40%的人，他的户口都不在居住的乡、镇、街道，我们还贴出了市里同区的人户分离，其中青年人，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好，16-24岁的群体有60%多都是没有当地户口的，影响他们的就业，影响他们提高技能，影响他们的消费意愿，影响他们的安家立业，也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制度改革仍然需要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