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不愿留在医院的规培生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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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4日，华西医院专硕规培生陈家辉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据财新报道，去世的前一日，他仍在繁忙的小儿外科一线工作。学校紧急通知，所有专硕规培生四天后必须返岗。这段时间，随着感染高峰到来，医院面

正文摘要:

2022年12月14日，华西医院专硕规培生陈家辉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据财新报道，去世的前一日，他仍在繁忙的小儿外科一线工作。学校紧急通知，所有专硕规培生四天后必须返岗。这段时间，随着感染高峰到来，医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在感染潮来临初期，周扬所在的医院物资不充足，只有主治医师等上级医生领到了N95，规培生都只能戴普通医用外科口罩上岗。12月18日，她所在的医院下达了一则文件，建议“全员规培生、专硕研究生等错峰上班，防止交叉感染。”崔华认为，相比规培生，正职医生的顾虑相对少一些。多位规培生说，自己所在医院以“请假耽误规培轮转计划，可能导致延毕”为由，让学生坚持上
疫情下，不愿留在医院的规培生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摘要：

2022年12月14日，华西医院专硕规培生陈家辉因心源性猝死去世。据财新报道，去世的前一日，他仍在繁忙的小儿外科一线工作。

陈家辉的经历引发了专硕规培生群体的关注，有人用“他是逝去的我，我是活着的他”来描述自己在防疫政策调整后的遭遇——工作强度大，保障和回报却不匹配。

自2013年规培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有关 “既不规范，也不培训”“同工不同酬”这样的争议始终存在，而当疫情高峰来临，所有问题都放大了。

文 | 吕煦宬 编辑 | 周航

被“遗忘”的人

离除夕还有两周，刚刚“阳康”的雯静却不情愿地退了回家的车票。学校紧急通知，所有专硕规培生四天后必须返岗。

1月4日，这则没有公章的非红头文件让班级群炸开了锅。 “返岗学生的权益谁来保障？”“防疫物资是否和医院员工享有同样待遇？”“路费谁来承担？”

学生们把诉求发到群里，但大家只等来辅导员的电话，“把消息全都撤回。”雯静回忆。

没有拒绝的可能，学校转述了规培医院的要求，“超过14天不返岗就要补3个月规培”，而不能按时完成规培就得延毕。雯静许多同学已经回家了，他们只能从全国各地返校，包括她的舍友，家住内蒙，回家不到一周，回学校路费又花了两千。

雯静所在的院校并非个例，2023年1月以来，受疫情高峰冲击，医院人力紧张，福建、河北、浙江、安徽等多地临床医学专硕生（即专业型硕士，区别于学术型硕士）都收到了学校的返岗通知。一些学生在社交平台自嘲，“离了规培生，医院就转不动了。”

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制度。2013年开始，医学生本科毕业后，必需在大医院再培训三年将来才能成为主治医师。在欧美，近百年的实践证明，规培制度有助于培养出均质化的医生。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引进该制度，目的也是为解决临床医师水平悬殊问题，改变“有病就往三甲医院跑”的现象。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至2021年全国累计招收培训了71万名住院医师，其中临床专硕研究生占比35%。每年，将近4万专硕生会加入规培行列，承担起写病历、收病人、取报告、递材料等基础工作。

这段时间，随着感染高峰到来，医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急诊、呼吸科等科室超负荷运转，担子也压在了规培生身上。

在南方一家三甲医院急诊，专硕生周扬在12月的值班次数达到了平日的两倍，每两三天就要值一次夜班。在医院，查房和开医嘱由带教老师负责，“之后病人再有不适或接收新病人就是我们负责的。”

尽管有来自妇科、眼科的医生不断支援，但周扬还是忙得团团转。平常，周扬上午核对医嘱后，还能稍作休息，现在，每人每天接管患者从三个增至七到八个，根本休息不了。

按照规定，急诊医护都应当佩戴N95口罩，最好还能有隔离衣。但在感染潮来临初期，周扬所在的医院物资不充足，只有主治医师等上级医生领到了N95，规培生都只能戴普通医用外科口罩上岗。一个夜班后，周扬发起了高烧。

和周扬一样，很多规培生都觉得，自己的感受被“忽视”和“遗忘”了，这让他们更不愿意在特殊时期留守医院乃至带病上岗。

一位规培生说，他向医院申领抗原时，发现专硕研究生根本不在领取名单上，但非一线的医院研究员、后勤人员都能领到物资。 还有人看到医院给医护发放了N95、防护面屏后，也想去科室申领，但得到的回复是：“你们是学生，去找学生处要。”

“大家其实并不是真的怕生病、真的想回家，大家只是把这次疫情当成了情绪的发泄口，把多年累积的（对规培制度）不满全部发泄出来了。”周扬说。

最让周扬失望的，则是在自己发高烧时，手机里不断弹出的催促返岗的信息，“某某医生又带病上岗了，然后艾特我们这些病了的规培生，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上班。”没有一句关心和问候，“科室只是希望我们赶紧回去上班。”返工第一天，体力尚未完全恢复的周扬就被排到了夜班，“太缺人了”。

双重身份

在中国，规培生有三类：社会规培生、单位委培生和专硕规培生。与前两类规培不同，专硕规培生既是住院医师，也是硕士研究生，归学校管理。

这就是“并轨培养”，是我国特色制度。据一些学术论文介绍，其目的是为解决医学生培养年限长、规培和研究生培养间衔接不畅等问题。

在江西读书的专硕生吴敏佳曾感受过人在象牙塔的安全感。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大五的她没被派到呼吸科等高风险科室。 “学校把我们保护得很好。”她回忆说。

去年12月，看着医院“阴阳混在一起”的复杂局势，研二的吴敏佳再次把希望寄托于学校，期待看到学校组织返乡的消息，但一直没等来。

12月18日，她所在的医院下达了一则文件，建议“全员规培生、专硕研究生等错峰上班，防止交叉感染。”“康复后按照错峰排班尽快加入战斗。”吴敏佳很失望：“学校不管我们，医院也不管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

特殊时期，请假也成了难题。江西的临床专硕生秦怡感染后，先后找导师、教秘、科室主任以及学院负责人签字，缺任何一环都没法顺利批假。

“有些老师会说，不来可以，但得跟人换班，或者花钱找人替，总之得有人来。”秦怡介绍，买卖班在规培生中很常见，日常200元一个班，节假日800元起步。秦怡幸运地请到假后，但休息了一天就继续回科室干活了，“一是因为症状不严重，二是不想听到带教老师说自己吃不了苦。”秦怡解释。

还有学生则“不敢请假”。研二规培生崔华与带教老师聊天时，听到老师把申请返乡的学生称作“逃兵”，她彻底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我在自己的主科室轮转，毕业答辩的生死大权都掌握在老师手里，在这种紧要关头走，老师会怎么看我？”

公开报道显示，疫情高峰以来，医疗系统人手短缺，各地医院相继采取分流措施，在一些医院，“所有科室都变成了呼吸内科”，骨科、口腔科的大夫也接管新冠患者。

崔华认为，相比规培生，正职医生的顾虑相对少一些。坚持上岗或找人代班取决于自身意愿，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但专硕生要考虑科室老师、学校老师对自己的态度。多位规培生说，自己所在医院以“请假耽误规培轮转计划，可能导致延毕”为由，让学生坚持上岗。

事实上，医院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不止存在于当下，一直以来，专硕规培生的日常便是在夹缝中生存。

崔华是国内一所大学顶尖医学院的临床专硕。想继续读博的她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早上8点交班，查房、收病人、给病人做简单处理、收新人；晚上19点下班，回宿舍看文献、做课题；凌晨1点睡觉，“如果第二天要开研究生组会，熬到三四点也有可能。”

除了科研压力，作为住院医师，她的工作也不轻松。最让崔华痛苦的，是曾经在急诊科轮转的经历。“全天没喝过一口水、吃过饭，像陀螺一样转。”急诊科没休息室，如果值夜班，只能趴在桌上休息，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收新病人。那段时间，崔华做了抑郁症自评量表，结果显示中至重度抑郁。

如此繁忙的工作，崔华却不认为自己的临床能力有实际的提升。高考填志愿时，想学法医的她遭到父母反对，最后折中选择学医。她原本想着，学临床也能有“动手的乐趣”，但规培的现状与她的期待相差甚远——写病历、收病人、术前准备、术后收尾，是她作为住院医师的日常。

在非教学医院，这些工作由一线正职医生承担。崔华觉得，自己不过是顶着“规培”的头衔干杂活而已。她从自己的带教口中得知，从本科实习算起，他花费了8年才从“写病历”的基础工作中脱离出来。能够独立做手术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

自2020年疫情以来，一些规培生还承担起了医疗系统里最琐屑的防疫工作。雯静所在的医院设立了一个由专硕组成的“门禁班”， 一学期下来，雯静和同学都会轮到一两次，工作内容和保安无异，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在门口“拦人”， “但保安叔叔比我快乐多了。”

一次，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想进医院给自己母亲过“最后一个生日”，雯静按规定把大爷拦下后，被大爷指着鼻子埋怨不近人情。雯静心里委屈，但也无能为力。

除了看门，采核酸的任务也落到了专硕规培生头上。两人一组，每天负责给一个病区里四五十个人采样。这是雯静最讨厌的工作，“有些人不配合、不张嘴，我要一个个等，一个个求”，这让雯静觉得很没有尊严，“感觉保洁阿姨可以骂你，保安叔叔也可以骂你，在这个医院里，你就是最底层的。”

这种感受不是现在才有的。不少专硕生觉得，自己规培期间没学到多少真东西，更多地在扮演“写病历的小编”这样的廉价劳动力角色。在三甲医院规培一年多的周扬说，作为一个呼吸内科的学生，他到现在还不太会看CT，“觉得自己挺失败的。”

规培教学质量不佳的问题长期存在着。有长期研究医学人才培养的专家公开表示，规培制度在实操中多有变形，教学多是“蜻蜓点水”。质疑指向了迅速扩张的规培基地。2013年至今，我国公布了三批规培基地，数量超过了1000个。这其中既有技术先进、教学科研领先的中心城市医院，也有发展一般、缺乏临床带教经验的地方医院。

另一个普遍的问题是，规培生要在不同科室轮转，不同科室的培养经验、重视程度不一以及考评制度不严格，令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规培第一个月，雯静在自己的主科室轮转还很有成就感，“老师们很用心教，给我很多上手的机会。”第一次上手术、第一次缝皮、第一次学会拆线换药，这些成长的节点，雯静都记得很清楚。那时，进步带来的喜悦冲淡了加班的疲倦，“只要有收获，我就觉得是值得的。”

但在其他科室时，雯静总缺少一种归属感，“感觉老师没把你当自己人”。一月一次的轮转，她很难和不同科室的老师建立深度的关系。日复一日，在写病历、抢电脑、送材料的工作间隙，雯静忍不住问自己，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会写病历可能是我这半年唯一的长进了，但写病历也是模板化的，其实就是复制粘贴。”

看不到成长空间后，雯静在医院像变了个人。以往从不说脏话的她，现在习惯用爆粗来宣泄情绪；查房再遇到病人咨询病情，以往会耐心解释，现在干脆说：“我不是你的主管医生，你去问别人。”

她也因此更在意物质回报与付出之间的失衡，“会因为医院晚发几天补贴而生气，为一个外科口罩斤斤计较。”

落差感

对于学生们的抱怨，一直以来也存在另一种声音。有医生曾公开表示，规培是医学生成为一名成熟医生的必经之路，应该坦然接受考验。网络上，一名学生晒出了导师劝其返岗的理由：“医学生就是应该在临床上多多锻炼。”

疫情高峰以来，医院人手紧缺，一些请假、返乡的专硕也被指责“吃不了苦，没有奉献精神。”

其实也有不少规培生选择主动留守。南京医科大学内分泌专业的研二学生小琪便是其中一员。据澎湃新闻报道，小琪考虑到科室人手紧缺，主动留院，参与了医院组织的网络问诊志愿活动。她和其他四五个学生一起，24小时在线回复100多位病人的咨询。她觉得，能在这时候用自己所学帮到别人，尽到了医学生的责任。

一些学生则出于更现实的考量留下。在一家三甲医院轮转的专硕生小吴打算留守至春节前夕。他所在的泌尿内科为学生提供了额外的抗疫津贴，已经“阳过”的小吴觉得，回家躺着不如工作挣钱，而且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留下，还能给科室老师留个好印象，让自己未来的规培生活更加顺利。

小吴所在的年级共两百多人，只有三分之一选择留下。小吴所在科室，本该由10名专硕规培生完成的工作，现在只有他和另一个同学一起承担。小吴说，大部分留下的人也并非自愿，也很少有人像他一样，能得到特别津贴。

周扬认为，付出与回报的不匹配是许多学生不愿留守一线的根本原因，“凭什么一个月给我们一千多块钱，就要用‘牺牲奉献’来道德绑架我们？”

事实上，待遇过低是规培制度一直被诟病的问题。一般来说，规培生收入由基本工资、工作补贴和国家补助构成。其中，前两者由医院承担，国家补助由中央财政承担，目前施行的仍是2014年定下的标准，每人2.4万。

落到实处，在三类规培生中，专硕规培生通常收入最低。比如在湖南某医院，周扬每月从医院得到的补贴是1400块钱，同院的社会规培生则有六七千。

在福建，雯静每月补贴是800元。医院还有严格的补贴扣罚标准，“迟到、不戴胸牌、看手机都会被扣钱，罚款最高300块。”加上600元的助学金，雯静每月得到的补贴是1400块钱。一年下来，这勉强能覆盖一年一万的学费，很难再有剩余。

雯静心中有过“好医生”的模板，那是本科时教心内科的一位老师，“懂得多，科研能力强，还对患者很好”，这曾是她努力的方向。去年，得知自己考研上岸的那一刻，雯静还以为“人生有了着落。”

如今，回报与付出的不匹配挫伤了这个女孩的热情，“梦想都抛在脑后了”， 她说，自己现在闲下来就只想补觉。

落差感也体现在和毕业就转行进药企的本科同学的比较中。别人的工作“很人性化、工资又高”；同龄人中，有人拿着公务员的铁饭碗，有人年终奖就拿了五六万，还有人已经结婚生子，“只有我在这条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图什么啊？”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原副主任医师龚晓明曾公开表示，收入低、没盼头是中国医师规培制度待解的难题。相较于其他专业，学医本身就需要更多投入，规培的低收入会让年轻的医生丧失希望。

提高规培待遇的呼声从未停止，部分地区也在用实际行动填补落差。2022年8月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始面向规培实施同岗同酬制度，给包括专硕在内的规培发放年终奖、基本奖、绩效奖，这是国内首家医院实施覆盖各个方面的同岗同酬制度。今年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给医护下拨了6000元特殊津贴，在医院规培的学生也收到了这笔钱。

为了“不让学生为生活发愁”，崔华所在的科室每月会用科室绩效补贴专硕，另外再给学生提供饭补。这让崔华觉得“实现同工同酬不是一件完全没可能的事情。”

去年12月14日，华西医院专硕规培生陈家辉在完成临床任务后心源性猝死去世。据财新报道，陈家辉在ICU抢救时，新冠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悲剧发生后，多位规培生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医院和学校都变得更重视专硕生的权益。

“人文关怀直线上升。”崔华说，现在，医院每个科室都会给学生配备医药箱，提供必备的药物和防疫用品，带教老师也都会及时关心学生们的健康状况，提醒他们“不舒服就立即休息”。食堂伙食也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饭后水果。

“有充足的保障、合理的待遇、有人关心我们，我是愿意为科室付出的。”崔华说。不出意外的话，她会继续在成为医生这条路上走下去。

但崔华又说，自己是幸运的——没有过多的经济负担，没有遇上奇葩的老师，而不是所有人像她一样，“需要有一个规范和标准，不然学医全看命。 ”

最让崔华惋惜的是一个曾经的本科室友，成绩优异但家境困难，一直靠他人资助，为了省钱在宿舍煮白面条吃，每次看到崔华都会觉得心疼。“规培待遇不提高的话，会流失很多人才，这些寒门学子是更能共情底层人群的。”

周扬所在的医院虽然没有同意给专硕提高待遇，但不再拦着学生返乡。在急诊待了二十多天后，周扬在十二月底申请了回家。去年，他因为值班，没赶上年夜饭，今年，他想好好在家过一个安稳年。

作为过来人，他的同门师兄很支持他的决定，告诉他“不要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尽管医院没有明确表态是否需要补规培时长，但全校200多个专硕生中，有将近一大半的人都回了家，“补就补，这么多人一起。”

回家后，周扬陪奶奶住院。他发现，往日住不满的农村医院里，现在挤满了人，“走廊全是床，基本上都是老人。”有时，奶奶会催护士换药，周扬会告诉她，“耐心等”，他理解医护的不易。

有人顺利回了家，但也有人在重新返岗。比如雯静，毕竟，拿到规培证才能毕业。

还有904天，雯静的规培就会结束。她在手机上设置了一个倒计时—— “我就想着完成份内任务，体验一把当医生的感觉，毕业就转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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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晴

编辑 | 金匝

运营 | 月弥

退出

28岁的阿米娜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退出规培，从此不做医生了？

这个想法就像偶然跳进她鞋子里的一颗小石子，每走一步，都会磨到脚。

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3年前，她读完临床医学本科，去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妇产科规培。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制度”，这是所有想要从事临床医学的医学生们的必经之路。毕业后，阿米娜没有直接参加工作，而是以规培生的身份，在不同科室轮转，接受系统的临床训练，时间是36个月。

原本，阿米娜有毕业后结婚的打算，但实在太忙了，规培生一天要在医院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周末，还要值夜班，根本挤不出时间筹备婚礼。实在没办法，她想到医院有个“献血假”，献了200ml之后，她获得了7天宝贵的假期。

第二次是急性阑尾炎发作的时候，同事告诉她，得做个手术切除阑尾。她第一反应是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3000块的规培工资，还完当月的房贷，只剩下几百块钱，最终，是爸爸给她出了手术费。那些天，阿米娜很内疚，“快30岁的人了，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

第三次动念头，是她意外怀孕了，因为身体虚弱和长期疲惫，胚胎在11周时没了心跳。她在科室晕倒，带教老师给她做了流产手术。躺在病房里，她听到老师们议论：一个规培生，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那一刻，她觉得无比委屈，眼泪流了下来。

和阿米娜一样，在规培的3年里，学医的年轻人会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拿着不匹配的收入，还需面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退培的理由很多，但对阿米娜来说，又很难最终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一旦退培，就代表着一个医学生要放弃过去长达5-8年的努力，再也做不了医生，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

在广西桂林，王凯就真走到了退培这一步。

毕业后，他直接进入当地一家医院工作，成为住院医师。3年后，医院要求他去别的医院参加规培，36个月的规培时间，他撑到第8个月，决定退培。回来后，大半年没见的同事疑惑得很：“怎么退培了？”潜台词是：学医的人都能坚持下来，你怎么没有？他也不知该怎么解释。

这8个月，王凯在委培医院的多个科室轮转，换来一个月2400元、共计19200元的规培薪资，这些钱在退培时全部还给了委培医院。更深层的损失，是他的职业可能性：原医院规定，拿到规培证书才可以考中级职称，这是王凯成为主治医师的必经之路。

但王凯不后悔。他今年30岁，未婚，房子买在县城，是父母出的首付。规培的这段时间，他像掉进一个黑洞，社会时钟彻底停滞，还不起房贷，靠家里的帮助才能维持生活。在亲戚眼中，周围30岁的人早已成家立业，他却跟没毕业的学生差不多。

他开始害怕过年，害怕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讨论谁的儿子在南宁买了房，谁的女儿年入数十万，大家的眼光投向他，他的脸会难以控制地微微发烫，想找个借口逃离，又害怕被看出来，战战兢兢地吃完这顿饭。办完退培手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走出医院，觉得外面的天好像都更蓝了一些。

退出规培的年轻人不是孤例。豆瓣的“大学后悔学医”小组，有2.3万余人加入，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汇。他们自嘲为“医疗废物”，像阿米娜和王凯一样，他们在规培中付出琐碎、重复、高强度的劳动，拿着微薄的薪水，也难以学到真正的技能。

经历规培之后，他们中有些人，“失去了对医学的热情”。

蚂蚁和陀螺

走上学医这条路，和阿米娜的经历有关。

高中时，爷爷得了胃癌，当时她们一家人还生活在小县城，医疗水平有限，每次做手术和复查，都要到乌鲁木齐的医院挂号、排队，一通折腾，就此，阿米娜体会到一个家庭看病的难处，也认可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价值。

临近毕业时，阿米娜也设想过：通过规培，她能掌握对应科室基础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技巧，从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临床医生，但亲身经历后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规培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做的是一些和诊疗技巧无关的工作：查新出来的化验单、主任查房时做汇报、补充医嘱、给病人开新的检查、与家属谈话签署手术同意书、做术前准备、交代患者今天的治疗……

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如果谁开了上帝视角，准能看到她在医院里来回奔跑的轨迹。这些轨迹太过琐碎，又十分相似，一天下来，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规培开始后，柳心也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陀螺。

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一个字：转。在不同的科室里轮转，在学术研究和医院工作之间打转，在一个又一个考试中辗转。“转”成了一个常用词，走在医院里跟同学打个照面，“你在哪儿转呢？”就像北京人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

科室几乎每天都有手术，他的任务是帮忙扶住工具或是清理杂物。有一次，他早上8点进手术室，第二天凌晨4点才出来。那是一台涉及多个科室的大手术，几个主治医师“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作为助手，全程没怎么休息，走出手术室的时候，他发觉腿全麻了，差点摔跪在地上。

作为一名专硕研究生，他甚至要转得更快一些，并不富裕的时间，还要挤出来一些留给科研。医院的下班时间是柳心的研究开始的时间，预约好实验室，等一个有用的数据，通常要到凌晨。等走出实验室，天黑透了，灯都熄了，柳心披着夜色回宿舍，简单洗漱之后睡下，几个小时后，再开始第二天的“转”。

医院也是一个小社会，时间久了，不是真正医生的规培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小社会中所处的层级：科室里过节发的购物券，没有规培生的份；医生们人手一个免费用的储物柜，规培生得交100块押金；医用电梯不给规培生用，电梯阿姨只认本院的住院医生；晚上值夜班，有病人呼叫医生，护士先把规培生喊起来，规培生解决不了，再去喊主治医生；阿米娜所在的医院，甚至不允许规培生在值班室睡觉，有几次她太累了，只能穿着手术衣在妇产科的产床上打盹。

几乎每个规培生都曾有过帮带教老师取快递、外卖、跑腿、值夜班的经历。阿米娜的带教老师经常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自家亲戚需要的各种药品名，让她去买药的窗口排队，一排就是半小时。疫情期间，一些医院的规培生们也会被当作医生，优先抽调出去做核酸检测志愿者。

为了盈利，医院会考核“翻床率”，在更少的时间里接纳更多的病人，这些压力落在了规培生头上，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规培的于朦胧，常常要去劝说病人提前出院。时间久了，他有一个疑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工作？看起来像医生，又不像医生，准确来说，是一个服务员。

错位

除去疲惫，规培生常常用来自嘲的还有收入：干着服务员的工作，拿着不如服务员的薪水。

阿米娜有同感。她所在的医院，一位正式医生的工资是6000元左右，作为规培生的她，工资只有他们的一半，3000元。

参加规培的第三年，阿米娜第二次怀孕，孩子出生，压力扑面而来。丈夫在事业单位工作，每个月薪水5000元，两人的收入得用来还贷，负担孩子的各类花销，以及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勉强够用，可一旦孩子生病，又得向父母借钱。阿米娜开始学着省钱，甚至在1688上给孩子买衣服。

王凯是在工作三年之后才开始规培的。之前他在桂林的医院工作，薪水有7000元左右，除去房贷和日常花销，还能有盈余，账户余额每个月都是正增长。规培之后，收入降了三分之二，要靠动用存款才能生活。

规培生张森在一个东部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每个月的补贴更少，只有500元，加上研究生补助，一共1100元。他在医院附近租的房子，租金就超过了1000元，几乎每个月都要向父母申请支援。

他身边还有不少家境普通的同学，租不起房，只能住在医院安排的8人间宿舍。规培的医院有多个院区，相互之间隔了三十多公里，到另一个院区的科室轮转时，想要准时上班，乘公交、地铁是来不及的，只能每天早上6点起来，凑四个人后拼车到医院，时间长了，大家互相调侃，“贷款来上班”。

规培生收入过低是共识。2020年，丁香园曾对3020名规培医生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近三成规培医生（27.5%）表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8%的人表示规培期间“没有收入”，每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占32.3%。

国内自2013年建立起规培制度，就规定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标准为3万元/人·年，其余要靠不同省份自己来补助，以及各个医院不同科室的奖金补充。一些偏远地区的省份，补助只有0.33万元，平均到每个月，只有275元。在北京，于朦胧一个月可以拿到共计9000多元的薪资，但在桂林，王凯只能拿到2400元。

即便都是一线城市，补贴也不在一个量级。几天前，柳心的科室来了一位上海的师姐，刚来就问大家怎么报税。柳心懵了，报税？报什么税？这个词好像离自己很遥远。他宽慰师姐，放心，你来了这里就不用报税了，钱太少，不需要报。

工作之前，医学生们对这个职业有着共同的想象：稳定、体面、光鲜，工资丰厚，社会地位也高。但现实是，在经历长达5-8年的学习之后，至少在规培的3年里，他们的收入与教育成本、工作付出常常不成正比。

王凯常常感觉到，收入的尴尬，最直接的是带来了身份的错位：已到而立之年的自己，好像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医生。规培之前，他跟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去了泰国，大家骑摩托车在海边兜风，风迎面吹来，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光明的未来。但现在，有的朋友在医保局工作，有的做建筑工程赚到了第一桶金，还有的组建了家庭，生了小孩，过上安稳的生活，只有他，还得靠父母捡起他丢下的接力棒，替他还房贷。他难以融入朋友们的聊天，大家谈起工作、收入、家庭，他能做的只有沉默。

豆豆也对这种错位感同身受。参加规培这一年，她的社会年龄是25岁，别人对她的期待也是一个成年人，她需要参与社会生活，朋友结婚了要给份子钱，父母生日也该送礼物，但事实上，她的经济水平还停留在17岁，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情，她根本负担不起。

“朋友计划一起去旅游，你拒了，因为没钱；想换个电脑，只能憋着，因为没钱；连日常聚餐都不敢去多了，本来就少的补贴，吃两次没了，剩下的日子还要活呢，更别说买房、结婚这种大消费。”这份穷，不只是作用于生活，更造成一种人生遗憾：“遗憾在这二十多岁的青春里，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是那么的匮乏，能做出的选择是那么的有限。”

变形

抛开工作强度和微薄收入，阿米娜最在意的，是规培的三年里，没有收获多少真的技能。

这三年，医院几乎所有的大手术，都由外地来的援疆医生做。在手术台上，援疆医生主刀，阿米娜的带教老师是第一助手，站在主刀左边，帮忙缝合伤口，阿米娜是第二助手，站在主刀右面，帮忙扶器械，两个人面面相觑。别说重大手术，连腹腔镜这样的昂贵器械，也是不允许身为规培生的阿米娜使用的。

今年夏天，阿米娜去找工作，一家医院的主任上来就问，会不会做手术？会不会单独做人流？剖宫产呢？阿米娜小声回答，没有试过。主任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让她把简历交给人事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更多的带教老师，只会让规培生们帮忙缝一下针、打一个结，做最简单的操作。于朦胧有一次鼓起勇气，说自己想尝试深度伤口的缝合，带教老师皱起了眉头：“这个出血以后就不好弄了，也没法跟家属沟通。”——带教老师也害怕医闹。

规培即将结束，于朦胧心里有一些“不舍”，他觉得自己“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掌握”，唯独病历，写得可熟练了，“但从能力来说的话，其实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任医生这个职业，回去（原单位）以后，还得有老大夫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规培生学不到真正的技能，受伤害最大的还是病人。带教老师会让张森给病人开药，因为刚上手，用量上他常常把握不好。原本以为，带教老师或是上级大夫会检查一遍药方再交给病人，但实际上，他发现没有这个流程，有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后怕——开错药了怎么办？他甚至觉得，糟糕的规培经历，容易把规培生变成最讨厌的那一类医生，再去继续压榨下一届的规培生。

从2013年《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颁布至今，9年时间里，我国公布的三批规培基地，数量超过了1000个，一些没有规培资质的医院也在其中浑水摸鱼，开展“规培”。

今年年初，小敏来到在四川某个县城的一家三乙医院面试护士岗位，负责人让她先在医院“规培”一年。小敏和许多“规培生”一起干着护士的工作，一个月的薪资是1200元，医院里的正职护士们，每天在科室里刷短视频，薪水是“规培生”的三倍。几个月之后她才知道，在这里，根本拿不到国家承认的规培结业证书，也不一定能留下来工作。

一些医学生，因为规培的变形而离开这个行业。

阿米娜这一届，一共有6个规培生，有两个接受不了工作强度，心理压力大，最终退培。在疲惫又难挨的日子里，几乎每个规培生的手机里都有个日历，用来倒数计时：距离规培结束还有XXX天。至于阿米娜本人，用了“解脱”这个词形容规培结束的那一天，她当时几乎是逃跑一般离开了医院，连水杯这样的日用品都没拿回来，“再也不想看到那些东西了”。

一天，一位朋友跟阿米娜聊天，说自己在法院做书记员，早上10点上班，下午6:30下班，中午休息两小时，食堂免费，周末双休，一年有30天年假，每个月薪水4000多元。阿米娜默默地想：“如果法院还招书记员，我一定会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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