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医生是中国最紧缺的吗？

这类医生是中国最紧缺的吗？

图/常贺生在为患者问诊 来源/受访者提供

儿科医生每看一个患者，治愈的是背后一个家庭

文 | 《财经》记者 辛颖

编辑 | 王小

2024年伊始，北京朝阳医院儿科门诊外等候的小患者们又开始增加，呼吸道疾病传染趋势稍有抬头，但这和刚刚结束的那场“战斗”相比，只略显平常。

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常贺生回忆，2023年冬天的就诊高峰，是从业近20年来，未曾有过的高强度工作，“整个团队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

以往的冬季呼吸道疾病传染在10月底起势，约到12月有一个月的高峰期。可2023年的9月，络绎不绝的患者就让常贺生发现了异常，进入11月底，全国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挂号如春运、看病似打仗”，有的儿科医院每日接诊患儿数量数以千计，候诊时间以“天”为单位计算。

儿科医生紧缺再次引起关注。因儿科医生职业风险高、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且薪酬待遇不高，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多。

2024年1月，国家卫健委发文《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增至0.87人的目标，并要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不低于医院医师平均水平。

常贺生是切身感受到近年来儿科医生愈发受到重视。1月初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要发展一个稳定儿科团队，需要院领导的重视、经济的支持、培养机制的完善，而不同医院之间现在还有差距。”

熬过最忙的冬天

《财经》：你为什么用“熬过”来形容2023年底的问诊高峰？

常贺生：患者太多，强度太大。一下持续几个月的高峰期，有些医护人员体力也跟不上，发热病倒的都有，还有出现胸闷直接被送到急诊室去留观。

高频次的医患沟通，精神压力也不小，有些年轻医生没见过这种阵势，又稍微脆弱一些，就在办公室里大哭，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年轻人干活干到哭。

以我自己来说，早上八点开始出门诊，每天门诊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直接坐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半也发生过，门诊结束可能还要处理住院部、行政上的琐事，稍微躺一下，八点准时继续出诊。这种强度，我熬了三天。

休息好才能打持久战，所以在排班上，我们尽量保证医生充分休息。

《财经》：在人手安排上做了怎样的调整？

常贺生：医院提早启动了高峰期的应急预案，增派人手，日间门诊从三个增加到四个，同时增加夜间急诊人手。儿科有30多个医生，兼顾本部、石景山院区、常营院区三地门诊，还有新生儿病房、普儿病房、日间病房的管理。

除了病房必要的人手，全部调到门、急诊。即便全员出动，有时候医生忙的吃不上饭，上午问诊应该12点结束，一个小时休息，但是遇到急的病人，也不能不管，稍微多看几个就到下午开诊了，也不能耽搁。高峰期后再来看，这次儿科医生确实经受住了考验，真的是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医院也全力支持，一些全科医生被调配到儿科急诊，对成人呼吸科医生也做了培训，随时准备应急。后勤部门做好物资保障，饭菜都是直接送到科室里，保证吃喝没有问题。

在候诊区，因为家长都比较焦虑，所以加派护士、安保不断巡视，第一时间加强沟通、化解矛盾隐患，广播不断做温馨提示，希望大家耐心等待，提示优化后的就诊流程注意事项，少走弯路。

《财经》：如何优化就诊流程？

常贺生：比如通过自助挂号机来开化验单，就是朝阳医院为了提高效率的一个首创。

为了应对高峰期特殊情况，我们根据疾病特征，在自助挂号机上设置了开化验单选项，儿科家长取号之后，界面会自动弹出是否抽血化验选项，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病情有基础判断，就会主动选择开化验单，这样取号后就可以先去检查，等结果出来到门诊排队。这样对绝大多数患者，一次问诊就能解决问题。

以往这个流程是患者先挂号、取号，然后排队问诊，医生开化验单，患者再去抽血化验，检查结果可能要第二天才出来，然后拿着化验结果重新挂号、排队、看诊，这样至少要跑两次诊室。

目前这项功能仍在沿用，但主要是在晚上的急诊开放，因为晚上医生相对少，而孩子晚上发烧的多，这样能适当缓解压力。

这也要感谢信息科方面的配合，才能够通过机器就完成这项工作。还有一些科室开通移动端医保实时结算，患者可利用手机支付就诊费用，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所以真的是靠着全院各方的帮助。

图/患者在朝阳医院儿科门诊输液室和雾化室接受治疗 摄/辛颖

儿科医生“苦”在哪？

《财经》：经历这么艰难的一场硬仗，在待遇上有所体现吗？

常贺生：这个当然有，不仅院领导来科室慰问，发慰问品，医院在这几个月的绩效上给予儿科加大倾斜，充分体现多劳多得。

《财经》：为什么儿科会成为医院最“苦”的科室之一？

常贺生：首先，孩子不像成人能清晰的表达自己的病情，需要医生不断的引导，无形中就增加了采集病史和查体的难度，医生需要更多的耐心做沟通，这就增加了精力的消耗。

差异还提现在治疗的细节上，比如成人用药都是按照说明书服用就可以，那儿童用药都是医生根据体重来计算剂量，都是医生心算，也不能出错。还有如儿科门诊输液，就扎针这一步，普通护士来了可不是立刻就能上手的，都需要专业的培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虽然不是多难的事，但就这点滴体现儿科工作的复杂。

从工作强度上来讲，大家都知道综合医院晚上最累的科室，一个是急诊，一个是产科，因为分娩过程经常在夜间启动。朝阳医院又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所以高危病例相对多一些，儿科经常要跟着保驾护航，承担危重新生儿抢救，奋战一夜都是常事。

《财经》：多久能培养出一个成熟的儿科医生？

常贺生：在前期的培养体系上，儿科医生并没有非常特别。儿科医学生毕业后先去专科医院规培三年。规培后回到各综合医院，我们是先在病房工作，新生儿管理、普儿病房轮流学习，可能也会涉及少量的门诊工作，这个基础培训需要两年。

然后有机会成为住院总医师，这可能会是最累的一个阶段，也是成长最快的阶段，需要值夜班。四天值一个夜班，值班这天就是工作24小时，然后回去休息一天。但常常第二天早上还有一些工作交接，要到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回去。

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个时期如果太长，身体也不一定能吃得消，所以住院总医师一般要做半年，有些医院可能更长，根据各人情况不同会有所调整。

然后才有机会职称晋升到主治医师，在这个阶段，医生慢慢选定自己的亚专业研究方向，后续就会参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多久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儿科医生，没有定数，这和每天的工作量、疾病治疗的难易程度都有影响，因为纸上谈兵不行，医生得靠实打实的去磨炼。

要我说，一个成熟的儿科医生，至少他自己得有信心应对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至少也要十年。这还不涉及罕见病、疑难杂症的治疗。

所以说，医生的工作没有边界，就是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去学习。我们马上退休的一位医生还常讲，“我在工作中始终如履薄冰”。

《财经》：儿科医生的精神压力会更大一些？

常贺生：这方面压力主要来自医患沟通。成人看病，医生就面对一个患者，但儿科医生面对的是一个家庭。

大人自己发烧，能吃点药扛过去，但是孩子要是发烧，家长心里就没底了，会不会把脑子烧坏，会不会烧出肺炎，会不会有后遗症？他希望医生药到病除，马上解决问题，孩子今天看完病，明天就能正常上学。

家长的心情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但这确实使得儿科医生的工作难度更大。通常医生讲解、安慰后，家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少数特别着急的家长，偶尔会失去理智，我们常对年轻医生说要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也会这样失控”。

《财经》：和家长沟通有什么小技巧吗？

常贺生：建立信任是基础，这样患者和家长才能才能把性命托付给你。这既需要医生展现出自信，当然这是靠技术来支撑的，也要真诚，双方才能产生好的互动。

见微知著，比如儿科医生在听诊前，都会下意识的用手把听诊器焐热一下，再贴到孩子身上，避免金属太凉不舒服，这些小细节中的关怀，家长也都是能感受到的。

坦率的讲，因为家长都非常焦虑、着急，沟通过程让每个家长都满意，挺难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力去做到。在这次呼吸道疾病高峰期，有不少患者家长来感谢我们，体谅到我们不容易，还有家长打12345市政热线电话来表扬我们，也是这些正向的反馈，支撑我们扛下去。

图/常贺生办公室整理工作安排 摄/辛颖

稳住队伍才能谈发展

《财经》：你认为待遇偏低是儿科医生紧缺的主要原因吗？

常贺生：确实这是个老话题，大家都在说儿科医生又忙又累，待遇又低。我没有做过更广泛的调研，只能说从我的角度来看，不同医院还是有差异性的。

朝阳医院的儿科是建院时就成立的，一直都比较受重视，在收入、绩效方面都有倾斜和保障。据我了解，北京同级别的医院儿科医生，收入差别不是太大。

这些年来，能感觉到，整个社会对儿科发展的状态更受重视了，医院对儿科的倾斜力度还是不错的。当然，可能对广大的年轻医生来说，还是有压力，刚毕业要买房结婚生子，收入很难支撑。

《财经》：儿科用药少、检查少，是公认的医院“不赚钱”的科室，这种情况下提升待遇难度会大。

常贺生：提升儿科医生待遇，最重要的是医院领导重视，这也是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定位的关键点。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我们每治好一个孩子，照顾的是他身后整个家庭。

作为综合医院，儿科也有其外溢的价值，比如经常有一些家长和我们讲，就是因为家里两个孩子常年在医院得到很好的照顾，家里的大人也宁可跑远一点，也来我们医院看病。

儿科医生的待遇不应该是单纯和经济效益挂钩的，现在也有相关的政策引导，提倡保证给儿科的这个收入能够达到医院的平均水平。

《财经》：都说儿科医生紧缺，你的科室人手紧张吗？

常贺生：好的方面是，儿科每年都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能够保证整个科室、学科的良性发展。尤其我们医院重视儿科发展，在待遇保障、团队培养上花功夫，所以能够吸引到年轻的儿科医生。

我们确实也存在人员流失的问题，但是相对其他医院要好一些，所以关键还是在医院的重视程度。

《财经》：在流感高峰期间，你会把一些轻症患者推荐去社区医院就诊吗？

常贺生：这一点我们要考虑患者的心理，因为他们挂号事先是没有沟通的，那么挂了我的号，我如果把他推出去，他是很难接受的。只能说依靠平时的宣传、引导，让大家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发的到基层去看病。

有些社区医院的儿科接诊能力真得很不错。因为有一些患者是在社区检查过，拿着化验单和病例过来，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医生的水平能力是不错的。尤其这次的呼吸道疾病高峰期，经过我们的培训，社区医院也都积极的参与，经过实战大家是共同提升。但是如果很久都没有病人，那能力确实会逐步萎缩。

儿科队伍的稳定，不是大医院的稳定，是从社区医院、综合医院到专科医院这一个体系的稳定，缺一不可。社区医院要做好看门人的角色，如果都扎堆到大医院，遇到传染病高峰期，再大的门诊接待能力也支撑不住。

这是一个体系，就像血管有粗有细。只有各个层级都是稳定、健康发展的，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才能保障公益性的服务供给。

《财经》：离职的儿科医生流向哪里？

常贺生：一部分选择去私立医院，待遇会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经济方面确实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财经》：你如何稳住团队，减少人员流失？

常贺生：人在做任何工作，都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包括这份工作带来的家庭的反馈、社会的认可，这是多方面的，需要不断给医生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让他们能快速看到自己的成长。

比如结合朝阳医院在呼吸科的专业优势，我们的儿科开展了气管镜，主要是用于重症肺炎患者的治疗，大多数的综合医院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这次应对支原体肺炎的感染高峰中，起到很大的帮助。

小儿感染与呼吸专业、新生儿危重症专业及重金属中毒专业都是我们的优势专业。我们的优势技术，就要让年轻医生尽快地掌握，给他操作的机会。如果总是做一件事，重复性强、还没有太多的技术提升，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也就没有成就感了。

科室或者医院，给大家创造一个个人不断成长的平台，加上经济上的保障，就一定会有人愿意去坚守。

这不仅是在我们团队内部，我们也会为医联体内的基层医生提供培训，也是帮助他们提升。